國家的視角

出版時間:2004-11-01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  頁數:493  譯者:王曉毅  
Tag標簽:無  

內容概要

  通過19世紀德國的科學林業、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化、俄羅斯的集體農莊等許多許多具體的例子,分析這些項目為何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有許多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來說明正是由于國家在發展規劃中忽視了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忽視了地方的傳統,將復雜的發展項目簡單化,從而導致這些項目的失敗。  巴西利亞的建設、俄羅斯的集體農莊和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國家在制定發展規劃時該如何行事?在長達10年的調查、研究與探討后,詹姆斯·C.斯科特,這位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得出了他的答案:是國家在發展規劃中忽視了發展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忽視了地方的傳統,將復雜的發展項目簡單化,從而導致這些項目的失敗。本書獲2000年度美國麥特·道亙 “最佳比較文學圖書”獎,值得關心國家發展、對政治學和人類學有興趣的讀者一閱。  19~20世紀是人類最為輝煌的時期,人類的能力被各種科學大大地擴張了,他們不僅不斷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斷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紀末期人們突然發現,在那些引以為自豪的項目背后,居然是人類巨大的災難。斯科特在這本書中闡述了許多失敗的項目,從德國的科學林業到蘇聯的農業;從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亞的村莊,每一個項目都很輝煌,但是帶給人們的卻是巨大的災難。項目可能是一個很含糊的詞匯,斯科特在書中用了另外一個術語——社會工程——更直接地傳達了這些項目的特征。

作者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Sterling)教授,農業研究項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Princeton)]研究員和柏林高級應用科學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員。他是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以及東南亞研究會(Council 0n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員。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選為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1998~1999年,他在高級研究所從事行為科學研究。  《國家的視角》出版于1998年,并在2000年獲比較研究學會的馬特·達根獎(Mattei Dogan Award)。斯科特教授的著作還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精英的真實與信仰》、 《比較政治腐敗》、《弱武器:農民的日常抵抗》、《統治和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 《農民的道義經濟:東南亞反叛與生存》。此外他在《亞洲研究》、 《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比較政治學》、 《美國政治學評論》、《理論與社會》和《政治學與社會》等雜志上發表了大量文章。

書籍目錄

第一部分 清晰化和簡單化的國家項目
第一章 自然與空間
第二章 城市、人民和語言
第二部分 轉變中的視野
第三章 獨裁主義的極端現代主義
第四章 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試驗與批評
第五章 革命的政黨:計劃和診斷
第三部分 農村定居和生產中的社會工程
第六章 蘇維埃集體化,資本主義夢想
第七章 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化:美學和微型化
第八章 馴化自然:清晰和簡單的農業
第四部分 失去的環節
第九章 薄弱的簡單化和實踐知識:米提斯
第十章 結語
譯者后記

媒體關注與評論

  20世紀改變人類狀況的大型項目為什么出現如此多的錯誤?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極端現代主義的獨裁主義國家規劃中的各種失敗——俄國的集體化、巴西利亞的建設、強制的坦桑尼亞烏賈瑪村莊等等——揭示了所有這些規劃災難的共同條件。他認為,這些失敗教育我們,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會規劃必須要了解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  近幾十年來出版的、在這個世紀中最有意義和啟發的研究之一……對現代國家成長最吸引人的解釋……斯科特提供了反對濫用國家權力來重新塑造整個社會的最有力理論。  富有啟發意義和文采斐然的作品,這部著作呼吁要拯救我們現在所居住的這個世界。  一個有說服力的、在很多方面很有洞察力的解釋,說明為什么社會改革的巨大項目總以災難結束,更不用說革命了——蘇維埃的災難是一個對充滿幻想的國家規劃的重要批評。  

編輯推薦

  20世紀改變人類狀況的大型項目為什么出現如此多的錯誤?詹姆斯.C.斯科特分析了極端現代主義的獨裁主義國家規劃中的各種失敗——俄國的集體化、巴西利亞的建設、強制的坦桑尼亞烏賈瑪村莊等等——揭示了所有這些規劃災難的共同條件。他認為,這些失敗教育我們,如果要想取得成功,中央管理的社會規劃必須要了解地方習慣和實踐知識。  近幾十年來出版的、在這個世紀中最有意義和啟發的研究之一……對現代國家成長最吸引人的解釋……斯科特提供了反對濫用國家權力來重新塑造整個社會的最有力理論。  富有啟發意義和文采斐然的作品,這部著作呼吁要拯救我們現在所居住的這個世界。  一個有說服力的、在很多方面很有洞察力的解釋,說明為什么社會改革的巨大項目總以災難結束,更不用說革命了——蘇維埃的災難是一個對充滿幻想的國家規劃的重要批評。      		  

圖書封面

圖書標簽Tags

評論、評分、閱讀與下載


    國家的視角 PDF格式下載



用戶評論 (總計87條)

 
 

  •       據說對技術的批評從老子就開始了,前衛的老子成為了兩千年后與海德格爾遙相呼應的素心人,而中間這段浩浩蕩蕩的時間光譜里,只要你想得出,盡可以把姓氏字母從A到Z的人塞進去。不信?18世紀以來,僅舉以B開頭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讓?波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遠遠沒有例舉完,就已經人頭濟濟了。
      
      如果要仔細辨析,每個人的批判重點與反思維度當然是不同的。比如海德格爾談“技術”,是在現象學層面談,而法蘭克福學派談的更多的是海德格爾所謂的“技術的東西”;保守主義者的復古沉思與現代性批判者燃燒的復仇火焰不同,波德里亞對“擬像”的抨擊也與本雅明的“技術復制”判然有別,但是,偏偏是這群人,有時就是能被拉到一起開茶話會,簡直連《午夜巴黎》都望塵莫及。
      
      這種茶話會,現在叫做灌水,古代叫做灌米湯。在缺乏嚴格細膩的甄選標準的前提下,至圣先師與阿貓阿狗一起煮了一鍋米湯大全。這類米湯大全的好處是,可以無限的寫下去,效仿大仲馬,來個“二十年后”續、“三十年后”續,壞處則在于,層出不窮的例子往往可以簡化成一句話,就此完結。
      
      斯科特依照此法,灌了一鍋叫做《國家的視角》的米湯。冠以米湯之名,首先是因為其批判的對象乃亂箭齊發,射中誰就算誰,很有時下流行的“技統治術批判研究”中老子共海德格爾齊飛的風范。于是,我們看到,膝上中箭的有啟蒙理性、集權國家、極端現代主義(濃濃的齊格蒙特?鮑曼的氣味)、烏托邦共同體;其次,也是因為其觀點的提法了無新意,來源陳陳相因。很遺憾,我沒有在這本厚厚的著作中看到任何新穎深刻的觀點與思考,相反,斯科特的筆觸雖然像梁任公那般“筆端常帶感情”,可惜帶的是別人的感情。他唯一做的,是把各家觀點集中起來,再涂奶油一樣涂上一層層案例——可是,在網絡與訊息飛速發展的今天,案例訊息的收集不僅是速成的,而且是現成的。
      
      試舉幾例。在《國家的視角》中,斯科特談論起巨型國家項目(“科學林業烏托邦”)與國家機器之間的邏輯關系,認為正是通過現代國家的集權手段才得以實施這種以清晰化與簡單化為皈依的大型項目,但項目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農民不能憑借經驗自由選種樹木,只能聽任所謂的科學規劃種植單一經濟樹種,單一性意味著破壞性,蟲害一旦襲來,單一樹木的防御能力可想而知。這種觀點早在馬文?哈里斯的《文化的起源》中就已有論述,而且哈里斯又承認自己深受維特福格爾(也即漢學家魏特夫)的“水利理論”的影響——“水利網絡和設施越大,這一體系的整體效率就越高,就越容易產生一人專權獨尊的農業管理等集體制。”追根朔源的結果,是陳陳相因。
      
      而對意在改善人類狀況的大型項目頻頻出現問題這一怪現狀考察的過程中,斯科特身上帶有太多迪特里希?德爾納的色彩。斯科特考察了大量案例,從國家度量衡的統一到國家土地改革,從大城市的重新規劃到人姓氏的創造,斯科特費盡心思想呈現卻又只能泛泛而談的問題,早已經被班貝格大學心理學教授迪特里希?德爾納從認知行為領域進行了專業化的分析:“在未了解一個復雜系統中所有連鎖因素之前就采取行動,即使我們懷著善良的意愿,也難免鑄成大錯。”(迪特里希?德爾納《失敗的邏輯》 中譯本于1999年就已面世)此番言說,與《國家的視角》書底頁上的追問如出一轍。迪特里希?德爾納致力于對事物變量做出全面化考量,并給出了多元化的失敗原因考察及極具建設性的修正措施,但是,縱觀《國家的視角》,問題還是那個問題,給出的藥方卻貧乏的很,仿佛一切臟水都可以潑到缺乏變通的集權國家身上。
      
      最使我不滿的,倒不是這些硬傷,而是斯科特立場的曖昧性。在《國家的視角》中,斯科特明顯帶有新式自由主義的色彩。在古典自由主義的歷史發展中,代表人物密爾等已從具有保守主義色彩的角度對經濟自由主義做出反思,甚至在自由主義中引入國家主義學說,這一點分明地體現在二戰勝利后英國工黨的勝利上(雖然這之后,古典自由主義復辟成功)。總的來說,這種戰后自由主義兼容了保守主義,本質上是經驗的、反意識形態的。斯科特整本書都在這一大政方針指導下書寫,他對國家權力和規劃設計極為警惕,一方面大聲疾呼多元化的自由民主社會,一方面汲汲于“米提斯”的訴求——所謂米提斯,斯科特解釋道,來源于古希臘人,指的是“本土技術知識”、“實踐技能”、“技術知識”,簡而言之,是經驗。再加上斯科特對這種知識極度——沒錯,就是極度——奧克肖特式的劃分,斯科特的自由主義里的保守主義色彩,真是濃得化不開了。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許是為了減少論戰性或者不冒犯政治背景各異的讀者——他在行文中又總那么三兩次,有意無意點出:我的批判不僅針對社會主義的集權國家,蘇維埃的集體化與資本主義的夢想有時同樣脆弱,但話鋒一轉,他還是將大塊奶油般的案例抹在前者身上,提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里的規劃失敗,不痛不癢,更像是一塊擋箭牌,或者遮羞布。
      
      在這一鍋米湯里,斯科特攪出了一個太極圖,國家規約和多樣態的社會基層黑白分明,截然對立。大概,他不僅忽視了民間社會之類提法的烏托邦色彩,更忘記了權力規約具有的生產性意義。
      
  •       作者簡介:耶魯大學政治學與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項目主任,1997~1998年被選為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席。著作有:《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精英的真實與信仰》(1968),《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6),《統治和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1990),《國家的視角》(1998),《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之一種》(2009)等等。
      
      本書概要:
      
      【核心觀點】
        這本書的中心問題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領袖如何為使其人民和景觀能夠現代化而設計出種種項目。這些項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略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甚至當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以后,仍然被不顧一切地繼續推行。而歸結其原因,則是“作為宗教信仰的極端現代主義”、獨裁的權力以及軟弱的市民社會為社會災難和自然災難的泛濫提供了條件。
        所謂的規劃者對其所要改變的社會或生態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識及其在壓迫下的適應和逃避在許多時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災難。
        盡管作者下面討論的幾個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規劃,但是極端現代主義的狂妄及其帶來的災難(比如巴西利亞、科學林業、工業化農業)并非社會主義背景下獨有的危險。它也同樣可以是巨大并且強有力的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產物,當這些組織試圖通過群體力量操作自然和它們的人力以實現其控制范圍最大化的時候,就會出現類似的結果。(這是一個全人類面對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在特定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下的結局)
        
      【第一部分:清晰化和簡單化的國家項目】
      
        國家總是試圖清晰化、簡單化和標準化地方的多樣性。
        每一個行動都可以說明地方知識和實踐作為一方,國家管理制度作為另外一方之間的關系模式,這一模式自始至終貫穿本書。從國家的視角看,在每一個事件中,在原來形式下的度量衡和土地所有權的地方實踐都是“不清晰的”。它們顯示出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反映的不是國家利益,而是純粹的地方利益。
        
      鑄造清晰性的工具:流行的度量,國家的度量
      
      原因:
        其一是每個地方會有每個地方各自的度量習慣,例如,在馬來西亞的一些地區,如果問到“到下一個村莊還有多遠”,回答往往是“煮三鍋米飯的時間”。又例如,在19世紀法國,一塊土地的大小往往被表述為多少摩根(morgen)或折諾斯(journals)(都表示工作天數)以及需要哪些類型的工作。愛爾蘭的小農場被描述為“一頭牛農場”或“兩頭牛農場”。
        這些各式各樣的習慣“地圖”不一定按照表面積,而是按照工作和產出的單位、土壤類型、可接近性以及滿足生存的能力等建立景觀。丈量單位是地方化、利益指向、具有特定背景和特定歷史條件的。國家擔心的正是這種混亂不堪,使得其對地方的認知和管理極為困難。
        其二,就是國家的統治者發現,統一地方的度量單位與是否能順利并更好地收取賦稅有關。這就關系到了度量的政治學。貴族和教士發現,直接增加封建賦稅是很困難的;不同的繳納標準是長期斗爭的結果,哪怕是在習慣基礎上很小的增加也被看做是對傳統的嚴重危害。例如,在早期歐洲,谷物是如何被倒進筐內(從肩的高度還是從腰部的高度倒下?前者更加緊密一些。)是否潮濕,容器是不是要晃動使谷物更緊密,最后,筐上面是否要刮平或者保留高出的部分也經歷了長期而痛苦的爭論。
      不統一度量單位遇到的挑戰:
        簡單地將地方實踐編纂起來,制定出一些換算表的努力很快被基層的迅速變化所超越并失效。國家或者要冒險將地方情況嚴重估算錯誤的風險,或者要嚴重依賴地方追蹤者的建議,也就是依賴國王議會中的那些貴族和教士,而他們立即就會抓住權力所能帶來的利益。
      不統一度量單位的后果:
        由于國家只能在各種簡單的信息、流言和反映自己利益的地方報告中摸索,因此它的反應往往是滯后和不恰當的。
        如果國家只有不精確的情報,那么國家積極努力地征稅、征用軍隊、緩解城市短缺,以及其他的一些措施,都會導致政治危機。
        效率的極大降低,達不成財政目標。
        來自國家有效的監督和可控的比較都是不可能的。
      統一的阻礙:
        1、地方權力集團的反抗。制定和頒布地方度量標準的特權能為貴族和教士帶來物質利益,他們不會輕易放棄。
        2、當地人民的反抗。在推行統一的標準的過程中,在官方系統之外,公制單位推行很慢。盡管頒布了法令禁止在商店中使用突阿斯尺,要用公制米尺代替它們,但是公眾仍然使用舊的系統,經常在公制米尺上刻上舊的單位。甚至到了1828年,新的度量單位還主要是在法律領域,而不是實際生活領域。
      促成統一的因素:
        市場交換的擴大。官員和重農主義者都相信統一的度量是創建民族市場和推動理性經濟行為的前提條件。
        世俗觀點和啟蒙哲學都希望在整個法國實現單一的標準。
        法國大革命特別是拿破侖王朝的建立促進了法國,乃至整個帝國的度量系統建立。
      統一后的意義:
        從一個由一群不可比較,只有當地居民才熟悉而對外來者來說則是完全陌生的小社區所構成的社會中,產生一個清晰的單一民族社會,這種觀點的在支持者很清楚地知道,問題不僅是管理的方便,還有來自其人民的轉變。“風俗、觀點以及行為準則的一致性毫無疑問會引導出一個具有相同習慣和取向的大社區的產生。”抽象的平等公民概念將創造出新的現實:法國的公民。度量制度的統一制式更大簡化運動的一部分。國家保障所有法國人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他們不再僅僅是領主和君主的臣民,他們都有不可剝奪的公民權。
        
      土地制度:地方實踐與財政簡況
      
        國家在簡化土地制度上的努力和在統一度量單位上的努力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財政和管理目標。
        將各種不同的習慣土地制度歸納統一起來是根本不可能的,歷史上,至少在自由主義國家,解決的辦法往往是簡單地將土地的所有權賦予個人。習慣實踐中,復雜多樣的土地制度也被簡化為土地的完全所有權和可轉讓的契約制。
        在農業中,處于管理者視野中的是高度一致的地塊,每一個地塊都有一個合法的擁有者,也就是納稅人。這種簡單化的最高成就是土地清冊。
        前現代和早期現代國家在征稅的時候主要是與社區,而不是與個人打交道。定期到每家每戶和其耕地層面進行征稅的人員只是負責征收封建賦稅和宗教什一稅的當地貴族和教士。在這方面國家既缺少管理工具,也沒有足夠信息進入這個層次。
      國家缺少地方信息的原因:
        首先是地方生產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其次,盡可能地少繳稅和少征兵的作假符合地方官員的利益。
      應對手段:
        土地圖冊和土地登記的目的都是為了消除財政上的封建主義。
      土地圖冊的弊端:
        土地圖冊對于國家的價值在于其抽象和普遍性。當然關于一塊土地有許多比其表面積和邊界位置更重要的內容。如土壤的類型、適合種植什么作物、耕種是否困難,以及距離市場的遠近。
        它還有一定的滯后性。土地圖冊就像是一幅河流靜止的照片,它所反映的是在調查那一刻土地制度的安排和所有權,但是河水在不斷流動。因此。規定在土地地圖和土地登記上要記錄這些變化。當腳注和附注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地圖就變得不清晰了,于是我們就要再畫一張更新(雖然仍是靜止的)的地圖,也這個過程會不斷重復。
        也正是這種滯后性,使得各地農村的抗稅活動長期不斷。
        核心問題就在于管理上可行的程序往往要犧牲其精確和公平。
        同時,最嚴重被忽略的還有土地所具有的任何生存或生態的價值都被認為是美學的、儀式的和情感的價值而被排除在外。
      變革和抗拒:
        新的土地制度是被植入的,而那些率先了解新土地管理制度的人獲得了特殊的機會,就如在殖民地中,那些中間人就能獲得可觀的利益。
        我們不僅要意識到國家通過簡單化轉變現實世界的能力,還要看到社會在修改、擾亂、阻礙,甚至顛覆外界強加的各種條款方面的能力。如果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加諸于相對較弱的市民社會,那么地籍圖就可以完成得比較早且比較全面。所以拿破侖法典就比英格蘭的地籍圖完成得早。同樣的邏輯,在外來法令統治下的殖民地,完成地籍圖比較早;而在城市國家則完成較晚。在定居人口比較稀少的殖民地,比如北美和澳大利亞,制作全面而統一的地籍圖的障礙就很小。
      土地登記的弊端:
        很多早期的土地登記傾向于幾何學的網格狀的土地規劃,這種規劃整齊劃一,但是同時也就越容易與不整齊的、自然的土地景觀相沖突,使得在現實中出現很多令人吃驚的荒唐的事。
        
      城市
        
        地方知識在空間上的作用就像那些難懂的方言在語言學上的作用一樣。從歷史上看,對相鄰城市的外來者,保持相對模糊性可以提供政治安全的邊界,從而不被外來精英控制。
        但是,國家和城市的規劃者努力克服城市空間的混亂,使之具有從外面看來的清晰透明。
        而且,強大的國家與統一設計的城市之間的密切關系是很明顯的。例如意大利城邦國家的空闊清晰的巴洛克風格就是將城市空間簡化為標準和秩序,這也反映了君主偉大而令人敬畏的權力。
        這對于抵御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敵人也都有很大的意義,因為主要的筆直的大道作為軍事道路,能最大程度方便軍隊的行進。例如拿破侖和豪斯曼的計劃的核心是國家的軍事安全,重新設計城市首先是為了方便鎮壓平民起義。在巴黎有一些“革命之爐”,這些地方有任意的建筑,被不可救藥的狹窄和轉彎抹角的公共道路、小巷、死路網絡所覆蓋,這里居住著一些與土地(財產)沒有聯系的游民,缺少有效的監督,他們人口高度地增長。
        筆直的街道有助于動員軍隊鎮壓起義,但兩邊應是優雅的房屋門面,盡頭則應是給游客留下很深刻印象的宏偉建筑。但在臨街一面的背后,建筑者則仍可以建造擁擠的、缺少空氣的房子,而且許多人已經這樣做了。
        芝加哥的基礎規劃就基本上接近一個烏托邦。甚至河流都難以打破這種城市冷酷的對稱。
      
      這種人類定居的幾何規律有三個特征:
        不是在街道層面上,而是對于上級和外來者,它是最清楚的。也就是說從上帝的眼睛或者絕對統治者的角度來看。
        對外來人來說城市規劃是很清楚的,這是因為這些宏偉計劃與當地居民生活經驗規則沒有任何關系。
        同質的、幾何的和統一的地產為其成為市場的標準商品提供了便利。正由于它們是一個個抽象單元,脫離了生態和地形地的實際,所以像貨幣一樣,可以做無限的組合和分割。
      產生的問題:
        在豪斯曼宏大的新首都中也同樣包括了孿生的魔鬼。在創建城市的等級結構時,他們曾預想要在高貴的地方建立市中心,而將城市貧民遷移到邊緣地區。最典型的就是一個叫貝爾維爾的工人區,被稱之為流浪漢社區,騷亂之爐,在那里,警察不敢進入,政府難以規劃,一般民眾階級帶著他們的狂熱和政治不滿。如果說人們認為,1871年巴黎公社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豪斯曼趕到邊緣的人重新奪回這座城市的嘗試,那么貝爾維爾就是這種憤怒的地理集中地。
        
      姓的創造
        
        作為現代國家機器運轉前提的最后一步是發明永久的、繼承父姓的取名方式。這最初是為了使官員能夠明確地區別其大多數國民而設計的。在項目完成以后,也就進一步創造出了清晰的人民。
        可以想象,建立固定的、繼承父姓的取名方式運動是在國家努力為其財政制度建立更強大和有利基礎的背景下發生的。
        當地官員和人民往往對這個運動進行抵制,因為他們有理由相信,對當地人口的登記和統計可能增加新的稅收和征兵負擔。
        但姓氏是創造出正式清晰地個體公民關鍵的第一步。
        
      標準的正式語言的指令
        
        在國家所有的簡單化項目中,最強有力的可能就是建立單一的官方語言,這也是其他許多簡單化項目的前提。
        掌握拉丁文曾一度為少數精英確定了其對更廣闊文化的參與地位,而掌握標準的法文則允許對法國文化的深入參與。這一步驟的潛在邏輯制造了文化的登記結構,地方語言和區域文化被降格,最多也只被歸為奇特的地方風尚。
        
      交通模式的集權化
        
        在法國的例子中,道路網絡長期以來也反映了地方領主和國家君主的集權野心。
        法國國家建設的現代化主義者就致力于將仔細計劃的集權化行政網絡模式疊加在當地現存的交通網絡上。他們的計劃就是將公路、運河,最終還有鐵路排列成像車輪的輻條一樣,從巴黎呈放射狀發出。這些發明都是為了擴大和促進中央控制。一個研究道路中心的歷史學家稱之為行政道路,目的只是為了軍隊行軍和稅收到達國庫。所有的人、貨、信息都要從首都或者經過首都才能到達目的地。
        由此將法國各省和各省的人口與巴黎和國家聯系在一起,而且可以從首都迅速派出軍隊鎮壓在任何地方出現的反抗。
        它以犧牲外省外代價提高巴黎和國家的地位,這極大地影響了區域經濟,它將外省邊緣化了。
        
      七、小結論
        
        國家的簡單化,包括制作地圖,人口普查,地圖冊和標準度量單位,都代表了國家掌握大型復雜現實的技術。發明、完善和部署這些抽象活動表明了國家能力的巨大提升——從納貢和間接統治轉變為稅收和直接統治,使國家官員直接了解和進入到以前不透明的社會。
        積極意義在于先進的直接統治技術是強有力的,不僅能夠概括已知的事實,而且能夠發現新的社會事實。
        這些簡單化行為的國家動機很簡單,也基本相同:征收賦稅、控制和操縱。
        而這些干預的形式往往是要以當地人為中介,他們了解社會內部的情況,但同時也可能加入自身特有的利益。如果沒有這些中介—但通常是存在的—國家行為往往是無效的,無法命中目標。
        消極影響在于清晰性在擴大了國家區別干預的能力——既可以是養活猶太人,也可以是驅逐他們;這些概括的事實是被國家官員所理解和影響的事實,偏離了真正的現實。
        清晰性意味著觀察者的位置要在中央,并且他的視野是概括的,這個視角一般是不會給百姓的。
        國家簡單化的五個重要特征:第一,它們只是國家感興趣的實用主義事實,第二,它們都是成文的文件事實,第三,它們是靜態的事實。第四,許多被格式化的國家事實都是集合的事實,第五,出于許多目的的考慮,官員需要將國民組成不同類別,從而可以對之進行集體的評估。
        將那些便于集合的標準化事實進行加工的過程看起來至少有三個步驟:首先,不可或缺的步驟是建立通用的度量或編碼單位。下一步,對屬同一類的各項進行計算和分等。之后每一個事實被加以“復原”,被創造成了新的“事實”,并最終達到了官員所需要的概括事實。
        國家許多行動的目的都在于將在他們的統治范圍內的人口、空間和自然轉變為封閉的系統,這個系統里面沒有意外,便于觀察和控制。
        
      【第二部分:轉變中的視野】
      
      獨裁主義的極端現代主義
      
        國家簡單化的項目都帶有地圖的特點,它們被設計出來的目的只在于精確地概括復雜世界中地圖制作者最感興趣的那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
        地圖在概括它所反映事實的同時,明顯可以改變事實。當然這種改變的權力是在那些左右特定地圖觀察視角的力量中,所以從17世紀至今,具有改變現實力量的地圖都是由國家—這個社會中最強有力的機構來發明和實施的。
        多數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國家發展的悲劇都來源于三個因素致命的結合。第一個因素是建立對自然和社會管理秩序的雄心——“極端現代主義”,各種全面理性的社會工程就是這個思想下的產物。第二個因素是毫無節制地濫用現代國家權力作為達到目標的工具。第三個因素是缺乏抵制這些計劃能力的軟弱和順從的市民社會。
      什么是“極端現代主義”?
        其中心就是對持續的線性進步、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生產的擴大、社會秩序的理性設計、不斷滿足人類需要以及與隨時對自然規律的科學理解相應的不斷增長的對控制自然(包括人類本性)的超強自信。因此,它是一個關于將科學技術進步應用于——往往通過國家——人類活動各領域的全盤幻想。
      特點:
        極端現代主義意味著與歷史和傳統的真正決裂。認為所有人類繼承的習慣和實踐都不是基于科學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設計。科學設計的生產和社會生活計劃比承襲的傳統更先進。
        極端現代主義設想的是重塑社會習慣和人類本性自身。按照人類的目的和需求改造自然是他們信念的核心。
        這一預想的獨裁和中央集權含義是很清楚的。
        極端現代主義關注的時間幾乎只有未來。過去是障礙,是必將被超越的歷史;現在則是開創更好未來的計劃平臺。
        它是官僚知識分子、技師、規劃專家和工程師的典型意識形態。他們的位置不僅僅意味著統治和特權,同時還意味著對民族建設和社會轉型所承擔的責任,他們自我認定的人民教育角色往往會劇烈膨脹。
      20世紀的極端現代主義的發育土壤:
        國家權力危機,如戰爭和經濟危機,以及國家不受阻礙的計劃能力極大擴張的環境,如革命的權力交替和殖民統治。
      遭遇的抵制:
        私人空間信念的存在,這是國家及其機構無權干涉的。
        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私營部門。
        最重要的抵制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議機構的存在。通過它們,社會的反抗能夠表現出其影響。
      
      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試驗與批判
      
      總體的城市計劃:勒庫布西耶的《光輝的城市》
        書中主要講述了他的三個設計:第一個是巴黎中心鄰里計劃的核心理念,第二個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商業城”,最后一個是里約熱內盧容納九萬人的巨大住房計劃。
        
        這些計劃的規模是巨大的,是自我中心的,與原有的城市沒有任何協調,新都市景觀完全取代了原有的城市。
      幾何學和標準化:
        他個人信奉簡約的線條,并將這種信奉表現為人類基本的特性。直線、直角和國際建筑標準的施行都是走向簡單畫的關鍵步驟。而最關鍵的步驟可能是勒庫布西耶在其一生中一直堅持的嚴格的功能分割。
        當然,在實踐層次上,直線往往非常昂貴,不切實際。但是他的幾何學很少考慮節約成本。
        功能的分割可以使規劃者清楚地考慮效率的問題。人們可以比較兩條道路的效率,但是狹隘的效率指標忽略了許多其他并非不重要的目的。
        勒庫布西耶的學說的邏輯就是詳細地描述城市空間的用途和功能,從而使單一目標的計劃和標準化成為可能。
      由規劃、規劃者和國家進行統治:
        他設計的城市是要求集權制的,在其核心地區是“高級”功能區,從中心往外,等級逐漸下降。影響和命令完全是從中央發到邊陲。
        他認為我們處在規劃者專制統治的時代。他自認為是技術天才,而且以真理的名義索要權力。在這里,技術權威論就是堅信城市設計中的人類問題一定有解決辦法,專家可以發現并實施這種辦法。如果用政治或討價還價來決定這些技術問題只能導致錯誤的辦法。(誰掌握了規劃權,誰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擁有了絕對的“合法性”。)
        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樹狀城市規劃需要獨裁手段推行。所以蘇聯吸引他的不是它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革命的、極端現代主義的國家對空想的規劃者可能會有的歡迎。
      作為烏托邦項目的城市:
        他的城市是機械時代意識的理性表達,現代人必然會全身心地接受它。在他的城市里居民所享受的滿足不是自由和自主的愉快,而是在邏輯上契合理性計劃的愉快,帶著驕傲接受他們在一個高貴、科學規劃的城市機器中的恰當角色。
        任何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可以從他距離中心的遠近上表現出來。
        他根據自己的認識為其他人設計了基本需求。這些需求是通過建立一個具有特定物質和生理需求的抽象簡化的人類概念來制定出來的,比如這些被規劃的對象需要多少平方米的生活空間,多少陽光和新鮮空氣···(人完全被異化為工具、激進理性、獨裁的犧牲品。)
        他對效率的關注使他認為購物和準備飲食都是時的麻煩事,應該像運行良好的飯店一樣,由統一的服務供應。(典型的計劃經濟的思維,試圖以有限的理性來規劃、控制無限變化的社會。)
      巴西利亞:建成的最接近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設計師:卡斯塔)
        巴西利亞的建立代表的是一個反對舊巴西的腐敗、落后和無知的宣言。
        城市中所有的公共空間都成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間:包括體育場、劇院、音樂廳、餐館等。比較小的、沒有組織、非正規的公共空間,如人行道旁的咖啡店、街角、小公園、鄰里廣場等都根本不存在了,而這些公共空間,也正是發展公共意見和“小區民族主義”的重要地方。
        每一個單位住宅的正面都呈嚴格的幾何形和完全相同。這種正規統一的設計所造成的感覺貧乏和單調的環境,難免反過來還會損害居民的精神。
        
      反對極端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一個例子:簡.雅各布
      簡.雅各布:《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
      
      視覺秩序和經驗秩序:
        規劃者最根本的錯誤在于認為建筑形式的復制和標準化,也就是純粹的視覺秩序即意味著功能秩序,實際上卻往往沒這么簡單,它們的秩序要從深層去探討。
      (例子:閱兵場上行進的儀仗隊和真正要去打仗的部隊。)
      交叉使用和復雜性的功能優勢:
        城市中的公共平安——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安全——是由存在于人們自身的各種自愿的控制和標準所構成的復雜和無意識網絡所保持的,并且也是由人們自身加以強化的,因為許多人會不時觀察街道以及頻繁和持續地使用。(小孩在街上被哄騙的例子)
        在小的農村地區保持社會秩序依靠的是個人聲譽的面對面的政治生活,城市中則要依靠眾多人的街頭協議來保持微觀的政治秩序。(食品店老板有一個專門的抽屜是放朋友們的鑰匙的。)
        非正式的社會秩序的重要性。真正的秩序是體現在日常實踐的邏輯中,維持秩序的正式公共制度只有在這種豐富的非正式公共生活的支持下才能成功地發揮功能。
        雅各布的口號是多樣化、交叉用途和復雜性(社會的和建筑的)。居住地、商業區和工作區的相互混合使鄰里更有趣、更方便,也更愜意——吸引了步行者,反過來也使街道比較安全。同時,這對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
        多樣性的條件最關鍵的是混合用途。“不同用途錯綜地交結在一起并不是混亂。相反它們代表了秩序的復雜和高級發展的形式。”
        “婦女的眼光”。1、她的注意力主要鎖定在圍繞工作或在工作之外出現在街頭的日常生活。對公共空間的關注使她將家庭和辦公室內部,以及工廠都留在視野之外。她所觀察的活動,多數都不是僅有單一目標或者狹義意義上的明確目標。2、人類的很多活動是為了追求范圍廣泛的目標和滿足。城市的目的應該是適應和支持這種多樣性,而不是妨礙它。
      作為城市標本制作術的獨裁主義城市規劃:
        城市不能是一書的作品……生活是包羅萬象、錯綜復雜的,而藝術是任意的、象征和抽象的。
        現代城市設計的最大問題是把一個靜止的格局置于豐富的未知可能性上。
        同時,在許多城市規劃者教條背后的專橫假設是他們知道人民需要什么,但是事實卻是他們的判斷往往是錯誤的。
        當然任何對多樣性的讓步都將帶來相應的行政時間和預算費用的增加。
      沒有規劃的規劃:
        勒庫布西耶的規劃者關注的是整體城市景觀形式和將人從一點轉移到另外一點的效率,而雅各布的規劃者則自覺地給非預期的、小的、非正式的,甚至沒有產出的人類活動留出空間,這些活動構成了“有生命城市”活力的關鍵。
        盡管城市規劃者試圖設計和固定化城市,但是城市往往逃脫他們的掌控,總是被居民再構建和塑造。不論是大城市或是豐富的語言,這種開放性、可塑性和多樣性使它們可以滿足為數眾多的不同目標——包括許多尚未形成的目標。
        雅各布指出傲慢的極端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的主要問題。1、規劃者假設可以得到計劃所需要的預測。2、規劃者不知道我們其實對社區的培養和保持所知甚少。
        
      【第三部分:農村定居和生產中的社會工程】
      
      蘇維埃集體化,資本主義夢想
      
      蘇維埃—美國的迷信:工業化農場
        全世界的社會工程師和農業規劃專家都相信理性化、大型化,甚至全國規模的農業生產。
        泰勒主義者的工作原理就是科學地將工作過程分解我簡單和可重復的運動,從而使不熟練工可以迅速學會,這個原理可能在工廠運行得很好,但是將這些應用于復雜和非重復性的作物種植卻很成問題。因此農業工程師轉向了農業中比較容易被標準化的方面。他們試圖使農業建筑的布局理性化,使機器和工具標準化,并推動主要農作物的機械化。
        工業化農場的規模使他們更容易獲得信貸、政治影響和銷售渠道。但它們失去了靈活性和高素質的勞動力,作為補償的是他們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力量。
        沃布拉德是一個巨大的國營農場,開墾了37.5萬英畝土地種植小麥,但卻是一個慘敗。絕大多數原因都可以概括為在特定背景下。與規劃不同,農場并非是假想的、一般的、抽象的農場,而是不可預測的、復雜的和特定的農場,有著特殊的土壤構成、社會結構、管理文化、天氣、政治約束、機器、道路以及其雇員的工作技能和習慣。它的失敗和巴西利亞一樣,是極端現代主義項目的失敗。
        這些項目忽略地方知識、實踐和背景,最多認為它們是必須繞過的障礙。
      蘇維埃俄國的集體化:
        指揮這些巨大變遷的官員在實際操作中相對忽視了決定農村經濟的生態、社會和經濟安排。
        從國家中心的角度看,集體化可以說是成功的。集體化可以成為實現傳統國家機器(統治)的兩個目標的工具:征收賦稅和政治控制。他們創造了新的、大型的、等級制度和國家管理的農場,農場的作物種類和征收的份額都是中央決定的,其人口在法律上也是不能流動的。
        在正式的指令經濟之外,常常是不符合蘇維埃法律的非正規實踐防止了制度內部與生俱來的巨大浪費和低效率。集體化農業能夠存在60年主要不能歸功于國家的計劃,更主要的是那些非正規的行動、灰色市場、物物交易和靈活性,這些彌補了那些失敗。
      第一輪:布爾什維克國家與農民:
        多數的農村地區都對布爾什維克充滿了敵意。對于列寧來說,小農肯定要被消滅并讓位于大的社會化農場。
      革命在農村所帶來的后果:
        革命過程本身的影響也使農村社會更加不透明,因為也就更難與征稅。2.48億畝土地被沒收,從大小地主手中沒收的土地被分配給農民,使他們每戶平均土地面積達到70英畝。
        第二個關鍵的結果是,它增強了農民社區對抗國家的決心和能力。每當革命推翻了舊政權的統治,而新的革命政權還沒有在整個區域被鞏固的時候就會產生一段暫時的權力真空。村莊從而第一次可以自由組織他們自己的事務。在這種狀況下,年輕的布爾什維克國家的到來就像軍事搶劫一樣,被農民認為是國家對農村的再征服——是威脅他們剛剛取得的自治的一種殖民化。
        在農村的迷宮中,處于困境的國家是如何找到自己道路的?布爾什維克在可能的地方都試圖建立大型國營和集體農場。在1917年~1921年的叛亂中,許多農業試驗不可能大規模展開,僅有的試驗也普遍嚴重失敗。因為不能重建農村的景觀,布爾什維克只能在戰時法律的幫助下強制征集。
      第二輪:極端現代主義和余糧收集制:
        極端現代主義者關于未來農業的信念與眼下國家征收糧食的危機之間的結合推動了1929~1930年冬天的全面集體化。
        當時的社會主義農業既不能為迅速增長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夠的糧食,也不能為滿足工業增長過程中進口技術所需要的資金提供糧食出口。
        集體化的目的在于“將小的、落后和零碎的小農農場轉變為聯合的、大的公共農場,它們具有現代科學的機械和科學的數據,可以為市場大量生產谷物”。
        農民對此強烈反抗,因為這威脅到了他們的生存。
      專制的極端現代主義理論和農奴主的實踐:
        大規模集體化背后的假設是大型集體農莊應像工廠一樣,在集權的經濟中完成國家的谷物和其他農產品生產任務。集體化的一個長處就是國家可以控制每種作物播種多少。
        規劃者明顯喜歡單一作物和廣泛而嚴格的勞動分工。
        與中心化邏輯相伴隨的是征收。各州、縣和集體農莊的定額多事基于計劃的需求和對收獲不可靠的估計而機械計算出來的。每個集體農莊都會聲稱其定額是不能完成的,因而要求減少任務。他們從痛苦的經驗中知道,如果真的完成了定額,那么下一輪的任務就會增加。
        集體農莊和農奴制實質上很相似。
        在集體農莊的建設規劃中,所有自主的公共生活的中心點都被消除了,新矗立的是集體農莊的辦公室、會議室和學校。
      蘇維埃集體農莊失敗的原因:
        通過剝奪農民的土地和谷物,同時也剝奪了他們相對的獨立和自治,國家創造了一個事實上沒有自由的勞動階級,拖延和反抗。
        中央集權的行政結構和中央計劃的強制命令創造除了一臺對地方知識和地方條件全無反應的笨拙機器。
        列寧主義的蘇聯政治結構沒有或很少給農業官員以激勵,促使他們能做出調整與農民協商。
      
      【第四部分:失去的環節】
        每一個這種項目都被那些規劃者無法控制的不確定性所破壞。即使是他們所掌握的的歷史規律和對各種變量及計算的規范是正確的,可因為他們計劃的范圍和綜合性,還是會產生許多不可預見到結果。
        “如果對未來唯一能夠確定是就是它的不確定性,如果唯一能夠肯定的是我們將要不斷面對意外和驚奇,那么任何計劃、任何藥房都無法應付未來不斷顯現出的不確定性。”
        基于經驗可以得出以下幾條法則:
        小步走。我們應該盡可能邁小步,停一停,退后觀察,然后在計劃下一小步的行動。
        鼓勵可逆性。鼓勵那些一旦被發現有錯誤就很容易被恢復原狀的項目。不可逆的干預就會產生不可逆的后果。
        對意外情況作計劃。要選擇那些對未預見事物有最大適應性的計劃。
        為人類創造力作計劃。計劃永遠要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那些計劃涉及的人將來都會發展處經驗和洞察力,從而改進設計。
        極端現代主義項目的霸權和精確不僅僅來自忽略不確定性,而且還在于將發展的主體標準化。這些主體,就像是自由主義理論中的“無印痕公民”一樣,為了執行計劃的需要成為了沒有性別、品味、歷史、價值、意見和自己的想法,沒有傳統和特定個性的人。但是主體的標準化,也使得執行計劃中的分辨能力變得更強。
        極端現代主義者的簡單假設是,在它監督下的所有行動或過程,都只有單一的事件在運行。
  •       斯科特的這本書,如同他的另外一本著作《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一樣,總是有著震撼性的觀點。道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用經濟理性來研究小農的學術傳統,對小農報以深厚的人文關懷。而本書也同樣具有顛覆性,作者指出,那些人們津津樂道的、似乎改善了人類狀況的大型項目,實際上都失敗了,關鍵在于“極端現代主義”的泯滅人性。這些簡單、整齊、宏大的項目,就好比喬治?奧威爾那本驚世駭俗的《1984》所描繪出的一個沒有反抗、不知反抗、整齊劃一、清晰簡單的大眾社會,冷冰冰,沒有人情味。在我們現實中,仍然在轟轟烈烈地大舉拆遷,制造一座座沒有街道生活的空城。遠的不說,人大近年來的許多面子工程,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還記得剛來人大那會,雖然房舍很陳舊,道路很狹窄,但卻蘊藏著生活的活力。這兩年,隨著明德知行樓樓群的拔地而起,大興土木換來的是學校變得極富現代美感了。但是,在我眼里,人大漂亮了,卻不親近了。“大師大樓大氣”卻沒有了“人文人本人民”。再回到這本書,我從其中獲得的最大的觸動,還在于其理論之上,強烈的人文關懷。包括作者的《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在內,你總能體會到對“人”的重視。作者一直在強調的就是要“以人為本”。我們究竟是要把自然和社會改造成更容易被國家識別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簡單的對象,是真正站在人民的角度去關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要做到以人為本,對于掌握霸權的國家來說,是不容易的。正如同《國家的視角》這個書名所指,國家看待社會的一個重要視角就是清晰化和簡單化。為了使社會情況變得清晰以便于征稅、征兵、防止暴亂等等,國家總是想用最簡單的方式把社會情況搞清楚。國家恨不得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張地圖,打開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都是誰、住在哪、有多少錢等等。國家甚至為此不惜用簡單和清楚的社會工程重新建構社會。這種強制性,或者說是偏執,正因為有了國家權力的支撐,才變得難以被社會個人所拒絕。所以要做到真正的以人為本,我們不能希望國家會完全放棄梳理社會的心思。國家的收斂需要建立在強大的社會權力基礎之上。但是,這應該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可悲之處。因為你明明知道,但是你又很難做些什么。我們只能冀希望政府能明白,不僅維護社會秩序而且包辦社會建設,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只有這樣,國家視角上的霸權主義才會收斂起來,真正去想想怎樣做到“以人為本”。
      
  •       過去的一個世紀,是生產力極大發展的一個世紀,然而,它又是血淚斑斑的一個世紀。
      
      平心靜氣地盤點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在這一百年中,人類擁有了驚人的能力,我們創造了比過去幾千年加起來還要多的財富,然而,我們也制造了比過去幾千年加起來還要多的悲劇。
      
      鐵是文明的源頭,又是殺戮的禍根。為什么我們無法超越這一宿命?
      
      因為,科技給人類帶來幻覺,讓我們自以為能預知一切,操縱未來。于是,為什么不合力去建造一座人間天堂呢?如果大家現在付出一點,子孫萬代都過上好日子,這豈不是天大的好事?
      
      就這樣,一個又一個完美的方案出臺了,但所有方案都遇到了重大挑戰:如果參與計劃的人不認同這個計劃,怎么辦?于是,洗腦、恐嚇、強制、懲罰、殺戮……暴行們找到了合理的借口:不肯為公利付出,他就是壞人,對于壞人,又何必客氣?
      
      問題的核心在于:科學真能預測未來嗎?真的存在一個完美的社會改造方案嗎?
      
      科學面對的是物理世界,在同一場中,規律對所有個體都起作用,而人類世界則完全不同,因為每個人都有獨立的見解,他會根據情況的變化做出自己的選擇,因此跳出“規律”之外,事實是,把物理中的決定論硬性套入人類社會,這本身就是違反科學精神的,絕大多數科學家并不贊同這么做。
      
      回望歷史,我們會發現,真正推動人類進步的是“自發秩序”,而人為設計的社會,往往會因為自由意志被閹割,從而徹底喪失活力。
      
      遺憾的是,現代性是一個不斷吞噬并改造其他文明的可怕力量,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后發國家往往沒有時間更多思考,其社會也無法慢慢調試。一步到位、立竿見影式的解決方案終于壓倒了審慎、敬意、溫情與傳統。當一個文明連自身的傳統都不能拯救時,那么,她又有什么力量對殺戮喊停呢?她又如何能有效地約束權力的虛妄?
      
      從福音到噩耗,從天使到惡魔,我們早就知道這世上沒有救世主,可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尋找、虛擬甚至在扮演著救世主,人性的缺陷與技術力量如此相遇,結果就是共同的悲劇。
      
      本書2004年在國內曾出版,市場反響寥寥,此次是再版,為了“以幸福為名扼殺當下”的荒誕戲不再上演,但愿望更多的人能認真地讀一遍這本書。
      
  •        讀斯科特《國家的視角》一書,特別是將這本書翻譯出來以后,覺得有很多話想說,但是猶豫了很久,因為一直沒有理清思路,怕話說不清楚,也就一直沒有說。其實最開始吸引我的是這本書的副標題《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因為這個副標題至少在兩個方面引起了我的共鳴,首先是承認許多抱著好意的項目是失敗的,不僅是失敗的,有許多更成為人類的災難;其次探討為什么這許多項目都失敗了,就其原因在哪里。
      
       19~20世紀是人類最為輝煌的時期,人類的能力被各種科學大大地擴張了,他們不僅不斷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斷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紀末期人們突然發現,在那些引以為自豪的項目背后,居然是人類巨大的災難。斯科特在這本書中闡述了許多失敗的項目,從德國的科學林業到蘇聯的農業;從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亞的村莊,每一個項目都很輝煌,但是帶給人們的卻是巨大的災難。項目可能是一個很含糊的詞匯,斯科特在書中用了另外一個術語——社會工程——更直接地傳達了這些項目的特征。
      
       為什么是災難
      
       我們可以從身邊看到這些災難的發生。斯科特在書中舉了許多國家的例子,但是卻沒有講到中國的大躍進,他說他希望中國的學者會深入地研究這個問題。大躍進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因為大躍進具備這些社會工程幾乎所有特征。
      
       首先,大躍進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狀況。從一開始,大躍進就承諾給中國人一個高速實現共產主義的夢想,也就是要改善人類狀況;其次,大躍進是政府設計并通過國家權力貫徹實施的,盡管表面上可能是各個地方政府放衛星,但實際的動力來自于高層政府;再次,大躍進之所以能夠被推行,是因為農民被組織進人民公社中,這一組織結構保障了大躍進被實施;最后,大躍進也反映了人類的狂妄,相信人可以主宰自然。災難性的結果是有目共睹的,死亡了數以千萬的人口,農業生產遭受到嚴重的損失。這些都是當時就可以看到的災難,還有很多災難過了幾十年才緩慢地顯現出來,比如當時許多森林被砍伐,到了1990年代,生態上的災難才逐漸顯示出來,出現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
      
       因為有太多人陷入了饑荒,所以大躍進很快就被公認是一場災難。但是有更多社會工程并非如此快地顯示出其災難性后果,比如作者在書中講到德國的科學林業。為了能夠增加財政收入,從德國起源的科學林業開始用人工種植的單一樹種代替,盡管一些災難已經開始顯現出來,比如病蟲害增加,生長速度減緩等等,但是科學林業的災難需要2個世紀才能完全顯現出來。中國的人民公社也是經過了20多年,才被作為一種錯誤的選擇被放棄的。
      
       這些社會工程的失敗往往是逐漸顯示出來的,認識這些社會工程失敗不會象識別大躍進那樣容易。它們更多的時候顯得非常輝煌和富有成就。比如,在書中提到的坦桑尼亞烏賈瑪村莊,從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正像尼雷爾總統所說的,只有將散居各處的農民集中在一起,使他們生活在村莊中,才能為他們提供必要的醫療和教育。這樣的想法似乎沒有錯誤,但是烏賈瑪村莊化卻受到坦桑尼亞農民的普遍抵制,因為被組織進入村莊以后,農民進入了一個不熟悉的環境,從是他們不懂的耕作。村莊并沒有為農民提供醫療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脅到了農民的生活。村莊中的農民不知道在新的環境下如何從事農業生產,村莊化帶來了坦桑尼亞的糧食危機。
      
       斯科特在書中還講述了城市建設,隨著城市功能分區,人們的工作、購物和居住被分割在不同的城市功能區,城市的不同部份被寬闊的公路連接起來,寬闊的公路上奔跑著各類汽車。街道越來越整齊,廣場越修越大,城市的空地被種成草坪,看起來非常漂亮了,這在許多人看來是城市的進步。但是在斯科特看來,對于當地居民來說,這是失敗,因為社區的功能幾乎消失了。原來那些看起來混亂和狹窄的街道給當地人的交往長社會生活提供了便利,在那里,人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他引述了人類學家賈科布對整齊劃一的街道的批判,認為這樣的城市是缺少活力的。在他們的觀點中,甚至貧民窟都有其獨特的作用,因為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窮人首先實在貧民窟中積累了社會資本,從而才開始他們在城市的生活。
      
       當我們說這樣的城市建筑和農民組織是失敗的時候,他是從市民和農民的角度,特別是一般的農民和市民的角度看的。
      
       當我們談論一個社會工程是否是失敗的時候,有著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國家的視角,從國家的視角來看,書中所討論的項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因為這些社會工程或者提高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比如科學林業;或者強化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比如烏賈瑪村莊,以及前蘇聯的集體農莊。但是這些社會工程公開的旗號并非是強化社會控制,而是要造福于參加者。從這些被迫的參加者角度看,這些社會工程無疑是失敗的。
      
       在農業項目上,不同觀察角度所造成的不同結論更為明顯,農業科學家不斷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用單一的作物種植代替多種作物,用化肥和農藥解決農業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的時,原來普遍流行的輪耕被作為落后的技術停止了,代替的是整齊劃一的農業,從國家的角度看,這無疑是成功的,因為糧食產量提高,并且成為可以計算的了,國家征稅更為方便。但是從農民的角度看,這可能是失敗,因為單一的品種不適合他們生活中的多種需要,他們原有的知識在這里都成為無用的。農民并沒有從新的農業技術中得到任何實際的好處,所以他們往往拒絕接受。在許多地方,由于忽視了地方環境的多樣性,新的農業技術甚至可能帶來許多負面效應。
      
       當斯科特談論這些社會工程失敗的時候,并非抽象地談論失敗,而使從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而不是從國家的角度來討論這些社會工程。
      
       為什么會失敗
      
       如果說觀察這些社會工程失敗的角度是人民的視角,那么尋找這些失敗的原因恰好在于它的反面,也就是國家的視角。
      
       如果說這些社會工程給人民帶來了災難,那么為什么它們會被強有力的推行?斯科特從四個方面對其做出了解釋:
      
       “第一個因素是對自然和社會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說的能夠重塑社會的國家簡單化。”簡單化是斯科特分析中一個最重要的概念。這里如果借用民族國家概念的話,我們可以說,任何一個君主都向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王國,但是他們缺少必要的工具。而民族國家建立以后,他們通過人口普查、人口登記、乃至使用官方同意規定的姓名,以及建立統一的度量衡制度,國家更清晰地了解并控制了社長。對于國家來說,社會并非再是一個暗箱。國家了解和控制社會的過程也就是清晰化的過程。為了使社會更為清晰,國家對社會采取了簡單化的處理方式,也就是說國家從外界賦予社會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是國家最容易掌握的。比如,在國家的統計中,個人的特征被忽略了,留下的只是按照統一標準進行的人口統計,所有的人被假設是一樣的。土地被按照統一的面積單位進行統計,而土地的具體特征則被忽視了。當然,國家并不僅僅停留在掌握社會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還要在這個過程中重新構造社會。社會不再是自然形成的產物,而是國家有一是作用的結果。國家采取標準化的方式重新構造社會,這個社會最便于國家的管理。簡單化、清晰化和標準化是國家對社會實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第二個因素是我所稱的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烈而固執的自信……他們特別相信,隨著科學地掌握自然規律,人們可以理性地設計社會的秩序。”關于“High-Modernist”的翻譯,我也猶豫了很久,最后決定將這個詞翻譯成極端現代主義。在斯科特那里,極端現代主義是一種極端的自信,相信人類可以任意創造出一個世界。但是在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具有這種能力的人絕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那些掌握了科學知識的專家和官員,他們是高高在上的,可以俯視蕓蕓眾生。他們是世俗生活中的上帝。在斯科特的眼里,盡管表面上這些人是相信科學,但實際上他們與科學相去甚遠,他們將科學變成美學、變成宗教。所謂美學,是因為他們所推崇的僅僅是流線型的、巨大的、對稱的、功能分割的,而與此相反的東西都被他們認為是沒有效率、落后和應該擯棄的。所謂宗教是因為他們不承認人類認識的不足,他們的科學是封閉的,是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在農業技術上,斯科特將所謂的農業科學家與農民的關系作過一個有意思的比較,他認為農民更為開放,他們準備隨時接受新的事務;與此不同,農業科學家認為自己的知識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他們從不愿為了適應當地情況對那些普遍原理做任何修正。從這方面看,農民具有一種科學精神,而在極端現代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科學家反而不具備科學精神。
      
       當世界被所謂的左與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劃分成二元結構的時候,極端現代主義卻超越了左與右的界限,表現為集權國家共同的意識形態。如同斯科特所說的,在美蘇關系陷于冷戰的時候,兩國的農業科學家互訪頻繁,美國農業科學家將蘇聯看成實現他們農業規劃的理想國度。甚至蘇聯大型農場的設計也是美國科學家在芝加哥的賓館中完成的。
      
       “第三個因素是一個獨裁主義的國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強制權力來使那些極端現代主義的設計成為現實。”在斯科特看來,獨裁的國家才有可能違反普通人的意愿實施這些大的社會工程。因為獨裁國家具有較強的動員能力,還因為獨裁國家更可以不顧及普通人的反對。19世紀的德國、專制時代的法國、前蘇聯,乃至坦桑尼亞都可以歸入這類國家。“處于戰爭、革命、危機或民族解放中的社會往往為第三個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緊急的狀態往往導致對緊急權力的奪取,而這往往導致原有政權的被推翻。這樣的社會往往會涌現一批新的精英,這些新的精英拒絕所有過去的東西,要為他們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設計。”但是民主國家也并非能夠完全拒絕這樣的社會工程。在斯科特原來的計劃中包括了對田納西水利項目的分析,但是很遺憾,因為擔心篇幅過長,作者最后刪掉了這一章。不過這說明,這類社會工程并非僅僅發生西方人所認為獨裁國家,在民主國家也同樣會發生,只是在這些社會中,它們受到的抵制可能會更大一些,所以美國的農業科學家才會因為自己的計劃在美國頻頻受阻而寄希望與蘇聯。
      
       “第四個因素與第三個因素緊密相關:軟弱的公民社會缺少抵制這些計劃的能力”當國家超乎尋常地強大時候,市民社會自然是軟弱的。
      
       斯科特概括了這四種因素的關系,“總之,社會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規模社會工程的可行性,而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其愿望,獨裁的國家則有實現這一愿望的決定權和行動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的基礎。”
       當國家打著造福人民的旗號實施這些工程的時候,卻遇到了重大的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所總結的:“如果要我將這些失敗背后復雜的原因歸結為一句話,我要說這些計劃的始作踴者往往將自己看得遠比實際上更聰明和更深謀遠慮,同時也將他們的對象看得遠比實際上更愚蠢和低能。”我們在這里看到,一批自以為是先哲的領袖,抱著遠大的目標,強行率領他的子民,按照他們想象中的路線圖,不管社會的現實是什么,要直達目的地。結果是他們陷入了災難的深淵。
      
       如何避免災難
      
       斯科特并沒有僅僅停留在對這些項目的批評上,他試圖給出一些解決的思路。他知道“提出一個強有力的范式,我同樣可能會顯出傲慢來,正像剛剛被批評的極端現代主義者那樣。”那些社會工程的失敗源于那些自負的官員和科學家要為社會做出詳細的設計,并把這些設計強加于社會。那么,避免災難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嚴格的設計。斯特科從兩個方面告訴人們如何避免這種災難的發生。
      
       從行動層面上,斯科特僅給出了很簡短,但是很有意義的告誡,他說至少有四個原則可能幫助人們避免這種失敗。首先是任何社會規劃都采取小步走的方式,前進的步伐緩慢一些,邊看邊走,這頗有些象是摸著石頭過河;其次是鼓勵可逆性,許多失敗的社會工程都是無法修復的,所以應該在社會規劃中鼓勵那些一旦發現問題就可以到退回來的機制;同時規劃要有彈性,一旦出現意外的情況可以做出及時的調整;更重要的是第四點,在規劃中要為人類的創造能力留出空間。因為人類的知識有限,所以人們要收起自己的傲慢,這正是行動層面上避免失敗的關鍵。
      
       在理念的層面上,斯科特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以強調實踐知識的重要。在斯科特看來,在我們從書本可以得到的知識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知識,這種知識并不是邏輯演繹的結果,而是從實踐中直接獲得的,就象人們不管讀了多少教科書,如果沒有實踐,就不可能真正會騎自行車一樣;其次,這種知識具有很強的地方性,往往建立在當地經驗的不斷積累上;第三,這種知識還是開放的,處于不斷發展中。在斯科特看來,米提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實踐中真正的問題。
      
       在談到米提斯的時候,也可能人們會想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句名言,也可能會想到“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斯科特提醒我們的仍然是尊重實踐知識。我想把斯科特的思想歸結為人民的視角、人民的實踐,希望這種歸納不會違背作者的本意,盡管可能會失之于簡單化。
      
       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經清楚地說明了權力的作用,人民的視角和人民的實踐為什么會被國家的視角和國家的實踐所淹沒,主要的原因是不僅僅是忽視,更多時候是因為權力結構造成的。斯科特可能會寄希望于代議制民主,而我希望除了代一直民主之外,還會有更多適合下層人表達自己意愿和知識的渠道,這可能已經超出了這本書的范圍,只是這部著作帶給我的一點啟迪。
      
  •       
      詹姆斯·C.斯科特(Scott.J.C. )是一位顯著定向積累的人類學家,高產而又“十年磨一劍”地來展現屬于他的人類學視野。在其后期的著作《國家的視角》中,斯科特著重區分了“國家的視角”與“地方的視角”,并指出了清晰化與規范化給于一個國家的大項目帶來的致命性打擊。然而,研究并沒有止步于此,作者又富有社會學想象力地提出“米提斯”的概念,以此來追尋地方性傳統下知識與行動的意義。
      
      “國家的視角”,顧名思義,由那些以科學與現代性為名不可一世的國家老爺們,管理與規制著國家、地區的制度規劃。這種視角主要具象化在那些改善國家與地區境況的大項目上,然而這些大項目終究還是被打上了“致命的自負”之印章。國家在制定全國層面的政治與經濟革新計劃時,“國家的視角”或許能提綱挈領地展現并推進國家的意志;但如果前提條件變成制度下滲的地方時,“國家的視角”則顯示出它清晰化的淺薄來。因為地方性傳統是“國家的視角”鞭長莫及的領域,同樣的預想結果會在不同的地區背景下一化萬眾。
      
      “國家的視角”背后的支撐力量是“國家的知識”。“國家的知識”“在某種意義上是簡單地對世界的觀察,但因為國家有很強勢的勢力,它的觀察就能改變這個世界”(Scott.J.C,2007)。不能否認,國家在運用現代性的科學方式改造著傳統,以達到更為有效地滿足物質的需要,的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但是,與此同時,這種以極端現代性觀念與強勢勢力的混合,自斯科特所言的普魯士“科學林業”的改造至今,致使不計其數的大項目走向了成功后的失敗——地方性傳統被漠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同樣,今天嚴峻的農民工問題與養老問題也存在著廣泛的“國家的知識”。增加農民工工資被國家看作是解決農民工生活困苦境況的途徑,將地方性的關懷清晰化為¥之后的數字,而沒有反思是否會有另一種選擇呢?另外,敬老院中的老人對于資金資助的需要是否可能不如他們心底里的需要來得更為迫切呢?
      
      相對于“國家的知識”,“地方性知識”顯得更為復雜與多變。在中文語境下,廣義的“風俗”基本能與“地方性知識”來對應,所謂“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由自然條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為規范差異,稱之為“風”;而將由社會文化的差異所造成的行為規則之不同,稱之為“俗”。各地的制度、方言、度量衡等都呈現出顯著的多樣性。并且多變性只有在當地的人眼中才能識得。如美洲土著居民在橡樹的葉子長到松鼠耳朵大小的時候開始種植玉米(Scott.J.C,1998/2011),并且無論旱季與雨季的提前或延遲,通過這種方法總能得到良好的農作物收益。可見,地方的多變性在經驗豐富的當地人看來只是一個共享的常識,但在“國家的視角”看來卻是那么的驚異與不科學,然而科學本身又不能完全克服這種“惱人”的多變。
      
      地方的人在適應復雜多變的地方環境的過程中,采取了與現代社會的科學化與現代化不同的實踐方式,即作者概念化的“米提斯”。對于《國家的視角》的解讀一般將國家視角的清晰化與極端科學化行為視為重點,然而,對于地方實踐知識積累的“米提斯”卻鮮有討論。“實踐技能”并不等同于“米提斯”,因為“米提斯”更囊括了環境與過程,并與技術知識在認識論上是有顯著區別的。“在變異的、不確定的和特殊的背景下,米提斯才是最有價值的”(Scott.J.C,1998/2011)。就如藝術家與高級廚師,可以用文字記錄他們的藝術,但文字本身也不能窮盡他們知道的全部。
      
      技術知識可以從不證自明的第一原理經過邏輯推導得出,具有分析的精確性與普遍的適用性等特征。而“米提斯”是在一定背景下的特殊,是個人技能、“感覺”和實踐結果。技術知識能借助統計學與概率論的發展,來將隨機機會也納入清晰化的管理中,呈現著現代性不能容忍風險與變異的意義。而類似創造與企業家精神則不能被融入技術知識的范疇中,“通過限定其范圍,獲得了很高的研究精確性與科學力量,但是所付出的可能的代價就是范圍過窄”,為了單一的確定的目標而不能適應多目標與不確定性的境況。
      
      從人與物理環境,到人與人的互動,再到更高層次的政治與戰爭等重大事件,“米提斯”都展現出來非凡的魔力。學騎自行車時,縱使有再好的語言準確的指導者,沒有領悟實踐的技能依然不能自在地騎行;一個成功的足球運動員不僅要知道他隊友的步驟,而且要知道球隊迷惑對手制造的假動作,這是千萬次經驗實踐后,得出的“化學組合”;同樣,將軍與政治家與他們的對手總是處于相互的影響之中,都試圖借助各種條件來戰勝對手,而這種技能很難被提前計劃。
      
      “米提斯”之所以具有魔力,也因為它可以被看作是“前科學”的藝術。如一個經典的例子所述,馬來西亞當地土人一直困擾于猖狂的瘧疾病,經過神農嘗百草式的反復試驗,發現奎寧煮出的湯汁能有效治愈瘧疾,但他們并不知道,或許也并不需要知道,后來科學實驗室證明了奎寧中的金雞納霜成份是最主要的治愈因素。可見,“米提斯”帶有偶然性,并且是模糊的科學,但不可否認,它可以被看作科學解釋之前的有效實踐,即地方性的科學序曲。當然,這種實踐技能知識的獲得過程并非在坦途之上,它來自于對環境非常敏銳的觀察,來自于地位低下的貧困小農小心謹慎地觀察與實驗,更來自于致命威脅的推動。
      
      令人有些沮喪的是,在現代性不斷深入推進的滾滾浪潮下,眾多地方性的“米提斯”正在悄無聲息地從我們的世界上消失。國家的視角“無可爭議”地占據了國家話語的最高合法地位,一如被國家盛贊的三峽大壩也可能帶來旱情與洪澇,正詮釋了該書發人警醒的副標題: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但是,與此同時,民間的、不起眼的與被清晰化數字隱藏的“米提斯”,已漸漸顯示出它不可被忽視的魔力。地方性知識的貢獻,有時,的確左右著統治者的航船。
      
      
  •       值得看的一本書,關于權力對社會各方面的形塑。福柯學說的繼武接踵,但檔次略低一籌。
      翻譯略有瑕疵。國內學術翻譯一直是個硬傷。其實不獨學術翻譯,文藝作品里也常見。在《挪威的森林》里,林少華因為缺乏爵士樂,搖滾樂修養,好些爵士樂,搖滾樂領域的名詞都翻譯得稀里糊涂,嗜爵士樂如命的村上春樹情何以堪。張曉舟前幾天發微博說德波的《社會景觀》里把孫子兵法翻譯成“桑卒的戰爭藝術”,以前還有把蔣介石翻譯成常凱申的笑話。
      這本書里,如果說把芒福德(Mumford)譯成曼福德,把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譯成勒庫布西耶,偏離一致公認譯名不遠,把扎米亞金(Zamiatin)譯成贊彌廷尚可原諒,那么把麥哲倫譯成瑪格蘭,真是笑死我了。
      瑪格蘭先生,環球旅行快樂嗎。
  •       反正是瞎寫的。
      ------------------------------------------
      
      我們可以一點也不懷疑,作為管理者的精英階層有著一般人所無法相比的信息來源和廣闊視野。然而即便事實確實如此,這個系統是如此地龐大,以至于其外延觸及到的因素多到無法以有限的手段所分析理解,而其內部的巨大基數也足以消弭精英地位占據的先天優勢,無論哪一方面都足以另預先設計的計劃失效。
      
      整本書貫穿始終的精神,就在于提醒在處理任何復雜系統之時,不要忽略其中存在的廣泛的個體經驗和非正式試驗。
      
      如果憑直覺判斷,不難得出極端現代主義對這類經驗的武斷處理是短視而不足取的,然而High modernism的這種極端自信是根植于人的內心之中的。在國家的高度之上,對于社會系統運行的描述務必是簡單的,形成能夠以統一形式的語匯所記錄和傳播的知識,而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控制、取得、支配對于國家具有價值的資源。盡管這套語言會不斷完善,所關注的要素變得越來越豐富,與之相伴隨的行政權力也相應地擴大,所造成的影響也從首都周圍輻射向更遠的地區。知識和生產力進步的巨大成就則足以是任何人被人類改造自然的偉力和美好的前景所誘惑,激發出更大的野心。在這一點上,精英未必就普通人更加理性。
      
      極端現代主義并非科學,它是混合著野心和對視覺美學的偏執追求而誕生的宗教,但借助對話語權的壟斷,極端現代主義的信徒們總是把科學作為他們行動的最重要符號。無論其信徒所乘坐的戰車被冠以何種稱呼,無論是進步、理性還是美感,其本質都不外乎權力或者資本試圖將沙盤推演適用于現實世界的努力。由于傳統實踐在知識的發展和傳遞上十分緩慢,這就造成了一個悖論:對于一個產業/社會的進步來說,資本/國家的控制和推動是必需的,而這種強力的介入則造成了普遍的,零碎卻更加靈活精確的傳統經驗的失落,甚至是整個系統喪失活力而陷入崩潰。因此,這種對進步做出解釋權利的壟斷是危險的。
      
      作者將更多的視野集中在對農業及農村所作的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之上,但不難理解,這種對問題進行解讀的角度可以適用于人群存在的任何領域。列寧在其《國家與革命》中攻擊資產階級政府的軟弱性和盡一切努力去維護那套腐朽的制度而不是打破它,但其無法認識到,正是所謂軟弱的統治下存在著誕生大量米提斯式經驗的土壤,使得制度保持相應的活力和適應性,而不需要以耗盡社會資源的代價去獲得其所需要的進步,這也是所有暴力鼓吹者所難以認識到的(無論是因為短視還是私心)。
      
      
      反正讀完了這書,對中醫都多了一絲寬容。
      
      
  •        國家的管理者出于控制的目的,總是希望把社會弄得像機器齒輪一樣,冷冰冰的一環扣一環。在這種所謂統一有序、簡單清晰的政治理念下,社會的多樣性消失了,微觀秩序生長的力量被抹殺惹盡。但這種“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卻往往事與愿違、弄巧成拙。從德國單一種植的科學林業到蘇聯的集體化農業,從坦桑尼亞的“社會主義”村莊化運動到巴西利亞如同一架飛機形狀的城市規劃,作者通過對大量事例的分析,回答了此書副標題所提出的問題:“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工程師治國”的規劃思維仍無處不在:城市圖案化、社區網格化、一條街道只能栽一種樹,甚至店招也要統一……這本書,可以引發閱讀者的一些有益思考。
  •       這本書其實我很早就買了,一直擱著沒有閱讀,主要是基于三個原因:一方面,政治社會學(雖然作者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人類學家,他的很多作品確實是非常經典的政治人類學探討,但我始終認為這是一部政治社會學作品,甚至社會學的痕跡都值得商榷)畢竟是我的“副業”;另一方面,這么宏大的問題,我始終沒有信心,斯科特可以給我最終的答案;第三,我幾次準備靜下心來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是發現“國家的視角”與試圖解決的問題似乎總是有出入。所以,每次欲讀還罷休。
      
      當我最終讀完這本書的時候,我發現,似乎上面所有的問題都出現在這部作品中,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缺陷。首先從本書的題目以及試圖解決的問題開始。
      
      其實,本書的問題意識是非常清晰的,并且是關政治學,特別是北美比較政治學研究傳統中非常經典的問題:那些國家通過強制性權力推行的,試圖改變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所以,所有的論據都會集中到這個問題上來:為什么會失敗?
      
      斯科特并不是從這些“項目”開始討論的,他是從看待這些項目的視角開始討論的,這些視角被稱為國家的視角。所以說,這樣的作品題目其實非常容易引起歧義:因為,國家的視角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分析范式,特別是埃文斯、霍爾以及斯考切波之類的學者在發起“把國家找回來”的運動之后,更是如此。當然,這里的翻譯我覺得也值得商榷“seeing like a state”翻譯成“國家的視角”并非不可以,但是考慮到“國家的視角”這一概念本身的豐富性,這樣的翻譯是非常值得考慮。所謂國家的視角,其實就是一種“極端現代主義”的視角,力圖在對社會和環境進行改造的過程中,最終達到“至善”。
      
      這樣的討論,題目和所要討論的問題在這樣的境遇中被置換了,問題變成了:那些遵循“極端現代主義”的視角的項目為什么會失敗。并且,在對極端現代主義的討論中,作者并沒有局限于他非常熟悉的殖民地國家,相反,他是從歐洲的“國家建設”過程開始論述的。
      
      當然,這樣的論述是合理的,畢竟,經歷“現代國家制度建設”的歐洲,也是在這樣的視角下進行國家-社會重構的。這也說明了斯科特寬廣的視野以及淵博的知識,十年的功夫可見一斑。但是,這樣的討論也容易陷入窠臼:全文最具有價值的部分是由一個個案例構成的,可是這些案例的邏輯始終沒有清晰地展現出來。為什么將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作為案例?為什么將列寧的思想作為案例?為什么將農村的社會工程作為案例?這些案例之間是可以比較的嗎?比如說,在討論極端現代主義城市的過程中,整個“失敗”是以雅各布的批判來證明的;在討論列寧的思想之時,“失敗”也是通過盧森堡的批判來證明的;而在討論蘇聯集體化之時,“失敗”卻是用“反抗”和“收成”來證明的。那么,請問,什么是“失敗”,為什么會失敗?這些案例之間的共同因素(或變量)是什么?
      
      回到問題的本質:什么是“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什么是“失敗”。寬廣的視野確實在很多方面具有優越性,可是在對具體變量或者因素進行提取的時候,這樣的“寬廣”會成為“道理”的桎梏。正是這些桎梏,最終沒有得出結論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始終不知道這些項目怎樣算是失敗的?這些項目的特點除了具有“極端現代主義”的視角之外還有什么特征。畢竟,這樣的項目是非常多的,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為什么?
      
      當然,斯科特也給了一個結論,也就是全書最精華的部分:米提斯。他認為,因為米提斯的存在,所以這些項目會失敗。可是,米提斯的存在沒有辦法解釋我上面提出的問題:為什么有些項目失敗了,有些成功了。米提斯具有哪些特征?是不是那些成功的項目更加尊重“米提斯”?況且,如此多的案例,根本就很難證明“米提斯”在這些項目中以什么樣的機制起作用導致“失敗”。
      
      所以,綜合來說,這本書得出的洞見就只是哈耶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證明的命題。但是哈耶克是利用邏輯嚴謹的過程證明了擴展秩序的有效性,斯科特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但是在米提斯和現代科學秩序之間的復雜關系,斯科特并沒有提供更清晰的洞見。在這里,可以用《國家與社會革命》以及《強社會與弱國家》。
      
      斯考切波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中,對法國、俄國以及中國的革命做了“比較”,但是在作比較之前有非常清晰的框架:社會結構對整個革命過程的影響,由于不同的社會結構,使得革命在不同的“國家”中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發展邏輯。一切都顯得清晰,為什么選擇這些案例也有非常清晰的理由,用來做比較的案例之間,也有非常清晰的變量依據。但是,《國家的視角》就面對這樣的方法論困境,這可能也是比較政治學面臨的困境(我有寫文分析過)。
      
      而米格代爾的《強社會與弱國家》利用同樣的視角以及同樣的問題,同樣地多案例,卻采用了不同的論證邏輯。米格代爾也在問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那么多的殖民地國家在對國民進行政治控制時是如此的無能為力?他們是怎樣失敗的?最后的答案在于“強社會與弱國家”。通過對強社會與弱國家的特征進行分析,米格代爾通過采用相關的案例,成功的給出了答案。但是,同樣的問題,斯科特卻因為其寬廣的視野以及混雜的案例,給出了不鮮明的答案。
      
      當然,作為2000年獲得美國比較研究學會馬特?達根“最佳比較研究書籍”的獲獎作品,其成就斐然。多樣化的案例為我們擴大視野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對“極端現代主義”的警告雖然有點老生常談,但依然可資借鑒。最重要的是,其視角可以與有關社會資本以及真實的《找回國家》進行深入地對比。當然,其有關政治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系的探討,這樣一篇文章無法承受,所以暫時擱置不談。
      
      最后,可能很多人認為我的這篇文章太苛刻,我首先要說明的是,本文并非在質疑詹姆斯?斯科特的學術精神和嚴肅性,這本書對我的沖擊依然強大。我只是從學理的方面對其邏輯進行了些許追問,僅一家之言!
      
  •       這本書很有名,太有名了,但是我認真讀之前沒想到他竟然是這么堅定的無政府主義。
      
      這本書前前后后批評了一大堆看上去沒什么關聯的東西,但是總起來看,其實就是批評了兩件事,一是“認識論知識”或者說規范的正式知識的擁有者(也就是科學家們)對這些知識的盲目信任和對metis(地方性知識、非正式知識)的蔑視,二是國家利用正式知識壓制metis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前者是認識論上的,后者則是政治的。前者是說,技術上,專業人員對“科學”“理性”有著簡單化的自負理解,這成為一種審美的信仰,事實上走向了科學的反面,缺乏fieldwork,缺乏向真實復雜世界學習零碎知識的動力。后者是說,政治上,這種“審美”被用來加強國家的控制和征收能力,而且由于領導人往往也誤以這些“審美信仰”為“科學”,執行之中又結合獨裁政體,結合官僚階層之利益和方便,往往造成災難。
      
      原則上說,這兩層意思都是不錯的。但是我覺得作者多多少少還是太偏頗了。主要問題有:
      
      1. 有點盲目太高自發自適應的地方性知識,貶低專業知識體系的演變進步的可能性。事實上,在high modernism盛行的時期,那也只是人類科學只是體系發展的一個階段,現在的知識體系里面,對于復雜性多樣性的認識已經普遍上了一個臺階。就拿書中的例子來看,生態多樣性理論對德國從前單一物種的林業科學的批判,jane jacobs對60年代簡單化城市規劃理論的批判,甚至包括盧森堡等人對列寧主義的批判,現在都已經成為了相應學科的正式知識的一部分。科學總是在反復試錯之中演進,科學不是永遠只能研究普遍性的問題而對地方性的復雜問題無能為力。作者似乎對于地方性的細節知識抱有神秘化的傾向,有不可知論的味道。
      
      2. 源于上一點中對正式知識的過分不信任,以及對政府權力的不信任,所以作者事實上提出的主張非常類似于無政府不干涉的主張,反對任何雄心勃勃的社會工程計劃。事實上這兩者的優劣不是絕對的,就好像我們搞技術的,選擇花心思自己寫算法是一條路,搞個具有學習能力的自適應算法(神經網絡之類的)也是一條路,到底哪條路好,還要看你具體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自發演化的算法經常也會演變到一個局部最小值而走進死胡同;也不是所有的干預都是糟糕的。無為而治并不永遠正確。危險往往在自發演化之中不知不覺地積累。比如說,人口的壓力,河流泥沙的淤積,城市資源的耗盡,經濟中市場的失靈。。。
      
      所以,如果看完了這本書就皈依了無政府主義,那就和書中所批判的對正式知識的迷信是一樣的,不全面。這里還是要借用福柯的圖景來看,知識是一種權力,暴力資源也是一種權力,權力無處不在,彌散在社會的每個角落,不是說某種權力就是壞的糟糕的,社會的健康運轉其實有賴于各種不同權力之間的平衡。面多了要加水,水多了要加面。
      
  •       原文鏈接:http://hutianyi.net/?p=2348
      
      上一篇講到,管理者對于清晰,可理解,井然有序的追求,常常是一種自身美學上的取向,這種上帝式的觀念運用到社會改造中常常會出現災難。
      《國家的視角》作者斯科特在書的后半段進一步反思這種美學觀念背后的根源,就是精英們對現代科學的高度自信,以至于粗暴地將歷史傳統知識智慧棄如敝履。類似的例子我們并不陌生:某種生物危害到了農作物生長,農業科研人員想到的辦法無非是用化學物質撲殺這種生物,改變農作物生物特性以抵抗等,結果是帶來了該生物的抗藥性或者農作物變異問題。而一個富有經驗的老農卻會想到用把另一種生物的巢穴搬到農作物邊上,這種生物是另一個生物的勁敵,誘使兩者互相殘殺,最后保住了農作物的太平。可是農業科研人員仗著自己在學術上的地位,看不起這些傳統土方法,他們就像強行要求俄國農莊改變田地劃分方式的官員那樣推廣自己那套先進的農業方式。漸漸地,古老的智慧無人傳承,禍根被埋下。
      這樣的故事我們是不是經常能聽到?很多反思現代化的學者常常會拿這樣的例子來例證他們的觀點是不是?斯科特也不例外,他在書中也表現了對現代化社會的憂慮。但我個人對這種憂慮始終抱有一些懷疑。
      書中強烈批判的現代主義美學式管理方法在最近的100多年特別盛行,可實際上這種思維歷史源遠流長。無論是古埃及、古羅馬,還是中國,統治者管理國家的邏輯都是如此。毫無疑問,整個社會在這樣的管理方式下始終在不斷進步。既然把視野從百年拉長至千年,我們也很容易發現,“力圖將世界簡單化”的思維模式實際上還是在不斷復雜細化的。原來我們以為大片種樹就能改善環境,現在我們知道還需要關注種樹的不同品種的關系,樹的分布密度,書與花草的關系等等。
      不得不承認,很多古老的經驗在解決問題上富有成效,就像之前那個保護農作物的例子中所講的那樣。可是,在褒揚這種古老智慧,嘲笑科學代言人(科研人員)時不要忘記,我們在敘述時仍然不由自主地用了一套“科學語境思維”,即闡述時已經把這種古老智慧用現代化的方式解構了,把它納入到一個新的科學認知中。如果科學真的自大到如上帝一般不容質疑的話,那也不是科學了。
      所以我并不認同作者斯科特將原本非常精彩的對“把個人審美喜好引入改造社會”的批判向前推進到對科學與現代化的批判,后一步,走得有點大。
      如果我們把這多走的一步退回去,重新思考身邊種種個人與社會的失敗,并跳出斯科特從“審美角度”的解析框架,會察覺到一個更加令人困惑不解的問題。
      迪特里希·德爾納(Dietrich Dorner)在《失敗的邏輯:事情因何出錯,世間有無妙策》開篇問道:
      “為什么鐵路系統工作正常時,列車仍然會發生撞車事故?為什么所有操作人員都警覺地堅守著崗位,核反應堆依然會發生災難性的融化事故?為什么我們制定得甚好的那么多專業和個人計劃,會如此頻繁地出岔子?”
      這個問題顯然不是一兩個堅信“現代主義美學”的人犯的錯誤,我們每個人都在不停地被這些麻煩糾纏。德爾納是怎么解釋這些現象的?下一篇再講。
  •       原文:http://hutianyi.net/?p=2338
      
      所有看到我iPod Touch界面的人都會驚訝:
      
      主界面(左圖)上一個App都沒有,所有36個App都被分成3組安放在dock上,每組中的12個App的排列方式(右圖)實際上也是經過反復進行揣摩的。例如第一排的四個排列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路徑依賴”:系統默認順序(但我把第三個“備忘錄”換成了App Store,以符合本組名稱“常用”)。第二排的順序排列我考慮到了使用頻率:把使用最頻繁的Apps放在手指最容易夠到的第二排,而最最常用的兩個Apps放在第二排的當中,這樣拇指可以非常舒服地點擊它們。第三排的排列考慮了使用頻率和是否需要打開VPN才能使用的條件。
      這絕對是一件自我折騰的事情。由于每組的Apps數目限制在12個,因此當我想安裝第37個App時,就面臨兩難選擇:究竟是刪除一個App,把新App頂替,還是就這么多一個?如果選擇后者方式,那么第37個App的存在會破壞整個界面平衡的美感,如果為它專門再開一個新組,則那個新組也會因空空蕩蕩而讓我不適,而且,那個新組的標題名字又改怎么取呢?……
      我的審美取向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相信不難猜到,我的電腦桌面也是一樣空空蕩蕩的,每天對各種文件打理歸類,布置得整整齊齊,寧可刪除可有可無的東西也絕不容忍一絲冗余。
      此種管理方式是否高效呢?很大程度上是的。雖然很少有人會像我那樣挖空心思地揣摩每個App屬于哪一組,使用頻率如何,每一行Apps之間內在關聯如何,但在平時大家一直在被灌輸一種思維:在管理過程中需要精確清晰,可度量。這也是為什么世界需要有通用的度量衡;城市需要街道名稱、門牌號;交易需要合同,契約;人需要具有繼承性的姓氏和具有區別性的名字,乃至一人一個身份證號碼,中國以及幾個為數不多的國家所賦予每個人的戶籍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整個復雜的世界變得清晰,讓我們可理解。
      人們對于“清晰簡潔”愈發追求,伴隨著科技水平的提升,讓國家到個人,都覺得自己有能力掌握,或者最終必定有能力掌握萬物運作方式,然后將所有雜亂無章的流程進行優化,以臻無比高效的境界。
      在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特看來,這些美好的想法往往導致了災難。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他花了近500頁篇幅來細細分析其中緣由。
      書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科特對國家管理者的那種追求簡潔易理解的美學觀點的批評。這里的“美學”指的是什么?拿一個簡單的例子就能說明。
      俄國革命前有個村莊叫諾夫斯洛克(Novoselok)。這個村子有著農業、牧業、林業。整個村莊各個條田相互混雜,為的是保障每家在每個生態區中都有一塊條田。一個家庭可能會有10到15塊條田,各自代表不同的生態區域和小氣候。這種土地分配分散了家庭的風險,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或縮小,土地也在隨時調整。
      問題是,這樣的土地分配規制讓新來的統治者非常困惑。從地圖上看,整個村莊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不規則區域,計算每家每戶的土地面積變得非常麻煩。官員要求重新劃分村莊區域,變成縱橫交錯,經緯分明的樣子(這里無法貼圖,請想象非洲大陸各個國家的邊界劃分方式)。
      國家官員的的動機顯而易見,每家每戶被分配到了相同面積的土地,很公平;從地圖上看,整個村落也變得很清晰;政府管理統計起來也格外容易。可是,原本依照產量分配土地的方式被后來的平均式分配模式取代后,產生了真正的不公平。
      這就是斯科特在書中反復強調的一種管理者的“美學觀念”對現實社會管理的影響。
      書中關于這種美學觀念批判的案例中,最震撼我的無疑是巴西利亞的建設。
      我們知道,巴西利亞是一座憑空建設出來的首都城市。這座僅僅耗時41個月就誕生的城市,有兩個人功不可沒,一個是當時的巴西總統庫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另一個就是城市的設計師盧西奧·卡斯塔(Lucio Costa),前者提供了后者近乎獨裁者創作自由空間。這座年輕的城市也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
      然而,這座城市也飽受批評。來看看這座城市的俯瞰圖:
      
      整個城市建立在一個巨大的中軸線上,由一個梯形堤岸和一個三角形組成,(以下摘自百度百科)形如一架朝向東方的飛機。“機頭”為突出于半島尖端的三權廣場,周圍建有總統府、最高法院和議會大廈 。“機身”為一條長8千米、寬250米的東西向大道 。“前艙”是政府各部大廈、廣場和大教堂;“后艙”是文教區、體育城、電視塔等;“機尾”是火車站和向南北伸去的鐵路。是工業區和印刷出版區;再向后是小型工廠。“ 機翼 ”為住宅區 ,設有托兒所、學校、運動場、影劇院、醫院、商場、餐館等。“機翼”和“機身”的連接處為中央商業區,設有超級商場、銀行、郵電大廈、國家劇院、大飯店等商業服務設施。生活區之間隔著綠地,或者花圃和叢林,四季常青,使人感到雖身處高樓群內,卻不乏大自然的情趣。人工湖面積44平方千米 ,蓄水 5億立方米,分南湖和北湖。附近有動物園和植物園。湖濱為使館區和私人住宅區,湖中島上是稱作水晶宮的外交部。綠地面積占市區面積的60%。市區有現代化的高層建筑,有傳統的西班牙式古城堡和歐洲巴洛克式建筑,有世界建筑博覽會之稱。
      如果近距離看一看城市的建筑,你馬上會明白整個城市規劃布局到每棟建筑都完完全全是按照現代主義建筑大師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理念設計的。
      以一個外人來看巴西利亞,無論是空中俯瞰,還是站在建筑物前仰視,你都會被現代主義設計風格那種強有力的簡潔美感所震撼。整個城市摒棄了復雜的小路;居民建筑也都是統一風格,絕無雜亂無章之感;道路設計也幾乎摒棄了人行道的考量,一切以汽車為中心,因此交通更流暢。
      但是,對巴西利亞的批評幾乎是一致的:“這里沒有任何人情味,生活極度不便,是一個烏托邦城市。”在這篇文章中,作者表達了和斯科特完全相同的看法。難怪那部動畫片是叫《里約大冒險》,而絕不可能叫《巴西利亞大冒險》。
      完全可以相信,總統和設計師在規劃巴西利亞時是以高度專業負責的心態來工作的,他們堅信清晰高效整潔的城市能讓人們的生活更加美好,但現實給予了這些極端現代主義者一記響亮的耳光。
      現代主義美學的誕生與現代科技突飛猛進是密不可分的。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紀交界的人,每天接觸到的是日新月異的科技成就,難道你不會被它們所震撼?難道你不會產生一絲“豪情壯志”?對科學與現代專業知識的信心是現代主義美學的搖籃。
      于是問題就來了,既然我們發現這種把前文所述的那種上帝式的現代主義美學引入國家管理是非常容易出問題的,那么我們究竟該以一個什么樣的理念去管理國家呢?另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去看待現代主義美學背后的科學?
  •       從前有一座城,還有一座城,兩座城一座總是向上,一座總是向下,城里的人都倒過來生活,向上的城市里面的人都努力墮落,向下的城市里面都努力上進。
      兩座城市中間有一面鏡子,也有說是一個湖,反正每個人都看得見對岸的城市,但是鏡子里的城市是顛倒的,這樣努力上進的人看到對岸的努力上進,努力墮落的人看到對岸的努力墮落。
      
      雖然看不見,但是這兩座城市都在飛速奔跑的過程中衰老,蜂蜜的氣息在鏡像中成為雪水,煙云穿過湖水,氤氳的像是具有溫馨景象的生物。商販來往穿著五顏六色的褂子。有兩種說法,城里一部分人認為自己在鏡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世界,另一部分人認為看到的是理想的另一個世界,不論怎樣,每個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前者不需要窺探,后者保留著某種神圣的崇敬。
      
      我真的不想寫了,
      直到有一天,兩座城里分別走出一個小孩子,一個仰泳一個自由泳到了對方的城市。
      
  •       一本厚書,除非專門研究者,否則很難讀完。導言基本涵蓋了文章內容,但行文和翻譯比較繞口。我就按照中國讀者習慣的方式,對導言進行了再次壓縮,有引用原文的,有按照我自己的理解重新編寫過的,應該沒有改變原意。
      
      這是一個知識上的迂回旅行,我本來要去一個地方,結果順著一個小岔道,我發現了更美的景色,因此我決定完全放棄原來的旅行。
      
      **********
      國家傾向于把社會簡單化條理化
      **********
      
      我的初衷是想了解,為什么國家看起來總是不喜歡流動人口?比如流浪漢、無家可歸者、巡游的工匠,吉普賽人,等等,在歷史上也包括現在,似乎總是被國家看成眼中釘,國家總是試圖將人們定居化。
      
      通過研究,我的理解是,國家試圖使社會變得更為清晰,更加條理,以便使收稅、征兵、反對暴力這些行為變得更簡便。
      
      由此概念出發,清晰、條例是國家機器的中心問題,國家統一語言,統一度量衡、語言和法律條文的標準化、土地調查和人口登記制度,從而加強了對所統治對象的控制。
      
      自然界的組織也類似,事實上農業就是將植物加以徹底的再組織和簡單化。
      
      國家通過簡單化社會帶來的很多便利,不僅導入了更為精細的稅收和兵役制度,而且極大地增強了國家的能力。這使得國家可以有區別地介入各種各樣的食物,如制定公共衛生標準,進行政治監督和救濟貧困人口。
      
      簡言之,現代國家機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簡單化,國家把社會簡化為一張圖紙,當然了,這個圖紙是無法描述真實社會是什么樣子的,它只是表達了官方所感興趣的片段。反過來,國家通過權力,試圖按照圖紙上的方式來塑造真實社會。
      
      
      
      *********
      發生國家社會工程災難的四個必要因素
      *********
      
      通過這個視角,只要稍作修改,我們可以觀察那些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所發生的眾多巨大的發展失敗,比如俄羅斯的集體化,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亞的強制化村莊都是20世紀人類的巨大悲劇,無論是生命的喪失還是生活都無可逆轉地被打亂(其實還有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改編者注),還有巴西利亞等新城市的失敗。
      
      為什么那么多試圖改善人類狀態的項目卻只得到了悲劇式的結果?
      
      我想說明,那些國家發起的社會工程帶來的巨大災難,產生于四個因素的致命結合。
      第一、對自然和社會制度的管理制度
      也就是上面說的能夠重塑社會的簡單化,就它們自身而言,只是現代國家機器很普通的工具,它給我們帶來好處,也給我們帶來潛在威脅。
      第二、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
      一種強烈而固執的自信,持這種觀點的人相信,隨著科學地掌握自然規律,人類可以理性地設計社會的秩序。他們傾向于以視覺美學的觀點來看理性的秩序,在他們看來,一個有效率的,被理性組織的城市、村莊是一個在幾何學上顯出標準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莊。
      持這種觀點的人,大多數情況下,是國家有權力的官員和首腦,他們熱衷于某些類型的計劃和社會組織形式,這種熱衷不僅符合他們價值觀,與他們的利益也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已經是非常中心的描述了)。
      還有一種會特別熱衷此觀點,工程師、建筑師、科學家和技師等等,作為秩序的設計者,他們的技能和地位收到高度贊揚。
      這種人在左派右派中都能發現,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特別希望使用國家權力為人民的工作習慣、生活方式、道德行為、世界觀帶來巨大的,烏托邦式的變化。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烏托邦想象,本身是無害的,在一個自由的議會制國家中啟動規劃的時候,計劃者就得和組織起來的國民(也就是議員)討論協商,很可能促進改革。只有第三個因素加入之后,烏托邦才有真正的威脅。
      第三、獨裁主義的國家
      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強制權力來使那些極端現代主義的設計成為現實。
      第四、軟弱的公民社會
      這樣的社會缺少抵制這些計劃的能力。
      
      簡言之,社會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規模開展社會工程的可行性性,而極端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愿望,獨裁的國家有實現這個愿望的決定權和能力,而軟弱的公民社會則提供了等級社會作為其實現的基礎。
      
      ****************
      這些改善人類狀況的計劃為什么會失敗?
      ****************
      
      被設計或者規劃出來的社會秩序一定是簡單的圖解,他們經常會忽略真實的生活和活生生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征,任何的生產過程都依賴于許多非正式的和隨機的活動,而這些制度不可能被證實設計在規劃中。
      正式的項目往往不成文,甚至壓抑非正式過程,這就不僅損壞了項目目標人群的利益,也最終導致了設計者的失敗。
      
      ********
      批評與回應
      ********
      
      我如此言之鑿鑿,可能有點像我剛才批評的極端現代主義者那樣,一旦你下定了結論,你怎么看怎么研究都是這個結論,我可能也如此。但我還是想為兩種指責作出辯護。
      
      第一,指責我的觀點是毫無原則地崇拜那些地方的、傳統和習慣的知識。我想說的是,我的觀點不是說實踐知識是自然的、神秘的和平等狀態下的產物,我強調的是,如果沒有正式項目所忽視的那些實踐知識的參與,正式的規劃是無法立足的。
      
      第二,指責我無政府主義。我已經清楚地闡釋過了,國家是一個令人苦惱的機構,一方面保護我們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們的自由。
      我的觀點是:一個受到烏托邦計劃和獨裁主義鼓舞的,無視其國民的價值、希望和目標的國家,事實上會對人類美好生活構成致命的威脅。一般情況下,國家并非如此殘酷,但我們需要權衡國家干預帶來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
      
      *********
      全球化的條件下這些結論仍然有用
      *********
      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資本主義在東歐地區已經取得完勝,這讓我對一些國家行為方式的批評看起來像是考古學,然而我想強調的是,不只是國家,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同國家一樣,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標化和大刀闊斧的簡單化的推動者。今天,全球化是推動同質化最強有力的力量,而國家有時反而成了地方差異和多樣性的保護者。
      我反對某一類特定國家,并不意味我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主張是一樣的,這兩者都主張政治上自由的市場協作。
      我們將會看到,從現代社會工程項目的失敗中所得出的結論,同樣適用于市場推動的標準化。
      
      
  •        坦桑尼亞的村莊化計劃的目標是發展和福利,與前蘇聯的集體化不可同日而語,卻仍在經濟、社會和生態上遭遇慘敗。巴西利亞,這個充分體現了蘇維埃現代主義設計思想的城市,在中國享有美譽,對當地市民們來說卻是噩夢一場。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為什么宏大的規劃常常失敗?進而,為什么國家有時更像是人們的敵人?從行為學的角度說,大計劃常常具備兩個特征:1、忽視生態和社會生活的基本事實;2、當其致命的結果已經顯現出來的時候,仍然不顧一切地向前推行。
       十億蟻民犯下的錯誤也沒有一個杰出人物犯下的大,因為權力無法同時做到不受制約和聰明。
      
      
  •       在我看來,這本書是哈耶克理論的實證版,或者說,是案例版。
      對于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社會所處的自然環境,到底是否有可能獲得全部的知識和規律?從波普爾的觀點來看,是不可能的。理論的創設不過是信息的簡化,為我們認識世界提供一個清晰的視角。評價理論的好壞,對世界的解釋能力和解釋范圍是重要的標準。很顯然,還沒有能夠解釋一切的理論。而且,也不可能有。但是,既然是簡化,就必然存在信息損失。損失的信息或許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除了理論、政策、法規等等精英知識,還必須尊重地方或者社會的民間傳統和知識。對于向我們這樣一個現代化轉型的國家,大部分制度框架都是拿來主義,與地方傳統的結合非常不好,而且也缺乏足夠的尊重。當然,不是說政策制定者中沒有進行調研的個體,但好玩的是,一些參與制定政策的人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所以大談“中國國情”,地方民情,對所有外來的東西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又大談國際經驗借鑒,英國模式、美國模式、日本模式、香港模式、新加坡模式,理論演繹,強調規律的普適性。兩方面人群基本上雞同鴨講。
      
      本書給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卻沒有很好的答案。哈貝馬斯的理論或許可以借鑒,但是如何具體操作,還沒有看到很好的解決方案。這或許是未來公共政策研究所必須考慮的一個重點方向。
  •       國家的視角,值得追問的是,國家是什么。黃仁宇先生所追求的數目字管理為人所稱道,但若將其置于詹姆斯的分析框架中,國家和公民社會的關系如何構建的,在數目字管理的背后,敷設高層機構和底層結構之間的法制性聯系才是要害。
      
  •       The 20th century is replete with ambitious, state-directed developmental projects that have resulted in major fiascoes. Third World leaders have repeatedly engaged in social engineering, consistent with an ideological commitment to modernist solutions of basic socioeconomic problems. For Scott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Yale), the manifest failures have had tragic consequences. In a treatment that can only be termed brilliant, he has produced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developmental literature. Richly illustrative cases include the total modernist city planning of Brasilia,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Tanzanian compulsory villagiza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 and others. Such high-modernist experienc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both the hubris of planners and a legitimate desire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Too often elaborate approaches to a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order foundered on an ignorance of local conditions. Scott argues strongly for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even outright improvisation. His critique of the massive, sometimes utopian plans that have emerged from the state isolate such common conditions as an unqualified belief in the benefits of scientific intervention and a willingness to employ authoritarian power. In sum, this is a book of seminal importance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indeed,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Highly recommended for upper-division undergraduates and above. J. D. Martz;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Campus
  •         還沒看完。初看挺新鮮,繼續看下去覺得作者的觀點也不能過度拓展。以理性化為核心的現代性當然要追求事物的可控和清晰。難道含糊、混亂和毛糙才是應該追求的狀態?
        黃仁宇先生不是說傳統中國的衰敗不就因為缺乏“數目字的管理”嗎?國家的管理完全基于含糊的圣人言論和粗糙的感性描述。
        除非這個世界上沒有了生存競爭,沒有了對“效率”的狂熱追求,否則作者反對的東西還得照常進行。
  •       上路前,抓了幾本書,其中就有這本。在火車上看完這本書后,收獲很大,感想也很多。我不知道從應該如何來與大家一起分享讀后感。這本書內容豐富,資料詳實,證據充分,分析深入,有理有據,觀點中肯,很多分析判斷讓人信服,應該說是一本好書,可是在這本書有讓我對有的東西有新的了解,對有的問題有更深入的看法的同時,也給我帶來了困惑。所以,決定分成?部分寫。一部分是簡單介紹一下全書內容,再就是讀書的收獲,以及我從工作的角度如何來看。
      
      之一:本書概括
      
      本書作者主要是通過分析一些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失敗的原因,來告訴我們在試圖改變人類生活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注意的一些事項和問題。
      
      作者在書中舉了四點來分析一些情況失敗的原因:
      1.
      對自然和社會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能夠重塑社會的國家簡單化;
      2.
      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也可以說是一種強烈而固執的自信,他們對科學和技術進步、生產能力的擴大、人們的需求不斷得到滿足,以及對自然(包括人類社會)的掌握有很強烈的信心。。
      3.
      一個獨裁主義國家;
      4.
      軟弱的公民社會。
      
      作者通過案例分別從這四點來對失敗的原因進行論證。
      
      關于第一點舉的例子是種值單一經濟林和國家改造農田來說明,為了便于統治者管理,簡單化地對待人,田,生產,城市和農林既便于管理,賦稅,也便于改造,使之為國家,或說統治階級服務。
       比如,從書一開始所講的森林。作者認為,當森林被視為國家的財政收入之一時,“樹的多種多樣的用途都被單一木材和燃料的體積所代表的抽象的樹取代。如果關于森林的概念仍然是實用主義,那么也就只是直接滿足國家需要的實用主義。”于是,森林也好,生態也好,環境也好,都被摒棄在圖表文件之外,草、花、苔蘚、灌木、藤都不見了,爬行動物、鳥和數量眾多的昆蟲也不見了。說白了,圖上的樹就是錢,或經濟利益的代表,其它凡是不能給國家,但是可以給農民或當地人,帶來看不見的,長遠的,包括文化和經濟的元素,如“打獵、采集、放牧、打魚、燒炭、挖設陷阱捕獸、采集食物和貴重礦物,以及森林在巫術、崇拜、避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視了。”
       而原因之一就是實用主義者把自然當成“自然資源”來對待,而只關注他們目前認為對人類有用的因素。而后果就是:一,破壞了生物多樣性; 二,破壞了自然平衡; 三,影響了當地人的生活; 四,長期看來,單一品種的脆弱性和不經濟。
      
       作者說:“將一個尚未被理解的復雜關系體和過程割裂開來,從而試圖得到單一工具價值的做法是非常危險的。。。。。。。。。。任何干擾關鍵商品有效生產的因素都要被清除,任何看起來與關鍵產品的生產沒有關系的事物都被忽略。”
      
      隨著工業的發展,在以前的國家簡單化管理有了科技的武裝后,更加變本加厲,威力更大,從而破壞性更大。在第二章作者先分析介紹了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極端現代化意識形態,按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對科學和技術進步的強烈(甚至是僵化的)信念。而這些進步與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歐和北美的工業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其中心就是對持續性進步,科學技術知識的發展、生產的擴大、社會秩序的理性設計、不斷滿足人類需要以及與隨著對自然規律的科學理解相應生產的不斷增長的對控制自然(包括人類本性)的超強自信。因此極端主義是一個關于將科學技術進步應用于—往往通地國家—人類活動各領域的全盤幻想。
      作者認為多數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國家發展的悲劇都來源于三個因素致命的結合。
      1,
      對自然和社會管理秩序的雄心。極端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它為許多不同的政治派別所接受,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而且主要是一些管理,工程師,科學家,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所推崇。
      2,
      毫無節制地濫用現代國家權力作為達到目標的工具。
      3,
      缺乏抵制這些計劃能力的軟弱和順從的市民社會。
      
      
      于是,我們看到了在20世紀,這種以科學進步的名義所造成的迫害充斥了我們的歷史
      教科書,從美國的現代農業生產,到中國的大躍進,從蘇維埃集體化農業到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化的失敗,無不是國家,或某些精英分子,以科學進步和發展的名義造成了種種惡果。在第二章中,作者對現代極端主義種種弊端,行為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針對這些失敗的項目,作者提出了“米提斯”概念。米提斯包括如本土技術知識,民
      間智慧,實踐技能,技術知識等各種知識有機結合,根據實際踐情況而不是實驗書本知識來改造人類生活。作者舉了簡單的例子,說人們可以根據觀察,分析,試驗和總結撰寫一份清晰的自行車指南,但是很難想像初學者能夠按照指南第一次試騎就會。要掌握騎自行車就需要不斷地、幾乎察覺不到的調整,最好的方法就是實際練習。
       作者總結說,“如果說在林業、革命、城市規劃、農業和農村定居中有一般的規律可言,這些一般規律對我們理解這個森林、這個革命和這個農場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所有的農業都發生在特定的空間(農田、土壤和作物)、特定的時間(氣候類型、季節、害蟲數量的變化)、為了特定的目的(有著自我需求和口味的家庭)。不顧這些特殊性,機械地應用一般規律只能導致實踐上的失敗、社會主義理想的幻滅,或者二者兼有。”作者分析,現代西方技術的發展是通過觀察,總結出一套抽象,概括的,具有普便性意義的觀點,然后利用某些觀察的觀點來作為行動的指導,過分強調了統一性,普便性,概括性,而忽略了項目對像的個性,特殊性和地方性。
      
      
      
      作者通過語言來形象地說明的米提斯與技術的區別:“就像實際說話并不是從語法中推演出來的,米提斯也不是從一般規律推演出來的。講話是能過模仿、使用、試驗和錯誤而發展的。學習母語是一個隨機的過程—一個連續的、不斷糾正錯誤以接近目標的過程。我們并非從學習字母、單詞、句子片斷和語法規則開始,然后使用這些內容創造語法正確的句子。”作者評論,在實際生活中,語言不斷根據情況的變化而發展,不斷有新的詞語創造,組合,語法也在不斷變化與突破。看到這里我想到了中國的語言變化,從古文,到現代文,從駢文到唐詩宋詞,而語法也是根據實際生活的變化而調整,而不是把語法當成教條,一成不變。是揚棄的過程,是互動的。
      
      在結語中,作者說,那些極端現代主義的插曲至少在兩個方面可以被認為是悲劇。第一,那些項目背后的預言家和設計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記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動的時候似乎覺得自己是上帝。第二,他們的行動遠非攫取權利和財富,而是被改善人類條件的真誠希望所鼓舞—這個希望本身帶有致命的弱點。
      基于這些經驗,以及結合米提斯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四個建議:
      1,
      小步走。我們更應該盡可能邁小步,停一停,退后觀察,然后再計劃下一小步的行動。
      2,
      鼓勵可行性。鼓勵那些一旦被發現有錯誤就很容易被恢復原狀的項目。
      3,
      為意外情況做準備。要選擇那些對末預見事物有很大適應性的計劃。
      4,計劃涉及的人將來都會發展出經驗和洞察力,從而改進設計。
      
      
      之二,困惑與發展工作
      
      對于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失敗項目現在在中國都可以一一對應起來:
      廣西的速生桉種植如同文中的國家林業管理項目;
      中國上下都在推的新農村建設在執行過程中與坦桑尼亞的強制村莊項目何其相似;
      廣西南寧美食街政府強令搬遷后,結果一下沒生意;最后又搬回老地方馬上生意活起來,完全可以用作者文中對巴西利亞現代城市建設的理論解釋;
      中國大躍進簡直就是蘇聯集體農莊的翻版;
      。。。。。。
      
      以上所有的些項目,如作者提示的:第一,所有極端現代主義者的干預都是以尋求幫助和保護公民名義并在他們協助下實施的;但是因為沒有科學對待,結果破壞大于成就,損失大于收獲。
      
      第二,在方方面面,我們都是各種極端主義項目的受益人。
      看這本書時,我意識到那些導致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失敗項目在原因,恰恰正是某些項目成功的原因。
      中國又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從農村三通:通電,通水,通路,到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 從毛澤東時代的普及醫療,教育,到現在的建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無一不與那四個失敗的要素對應起來。而這些項目,卻都成功了,至少從目前社會發展和我的認知水平來說,是成功的。
      這又如何解釋呢?
      我覺得有幾點:一,失敗的項目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大眾,社會,而是某些利益集團,如官僚,商人或某些精英分子;二,這些項目與當地人,或老百姓的生活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三,這些項目的設計的確很好地幫助了提高生活和生產。
      作者舉例說,如種痘,火柴,手電筒,抗生素等這些產品進入人們生活,就是他們通過了米提斯的檢驗,讓技術與當地人的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了。
      
      作者提出了要把各種實際知識、共識,經驗、本領、和“米提斯”(如本土技術知識,民間智慧,實踐技能,技術知識)等結合起來,綜合地去考慮問題,包括尊重,了解每一個地方的文化,地理,氣候,人口,風俗,習慣等,讓我們多跳出技術看問題,把很多非正式的活動也要一并考慮,從而讓所有的活動能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考驗。
      
      作者認為:“被設計或規劃出來的社會秩序一定是簡單的圖解,他們經常會忽略真實的和活生生的社會秩序的基本特征。嚴格服從規則地工作(work-to-rule)的失敗可以清楚地說明一點,它們表明,任何生產過程都依賴于許多非正式的和隨機的活動,而這些活動不可能被正式設計在規劃中。僅僅嚴格地服從制度而沒有非正式和隨機的活動,生產可能在事實上已經被迫停止。。。。。。正式項目實際上寄生于非正式的過程,沒有這些非正式的過程,正式項目既不能產生,也不能存在。然而正式的項目往往不承認,甚至壓抑非正式過程,這就不僅損壞了項目目標人群的利益,也最終導致了設計者的失敗。”
      
      我想到了我的工作。
      這本書對發展工作來說,意義有三個:
      一是我們要抱著謙虛的態度進入社區,而不是自以為先進,就高高在上,頤氣指使;要充分尊重和了解當地人的生產方式,并且考慮如何結合當地的情況來開展有關工作;比如,某些制度我們完全可以借鑒農村現成的,長久以來約定俗成的制度和規定,而不要一味強調我們的方式和方法;不然,我們很可能如歷史上發生的,好心辦壞事。再先進的科技,再好的用心,如果不能科學地對待,結果只能是勞民傷財,人禍大于天災。
      二是我們要幫助當地人樹立對傳統民間知識的保護意識,甚至包括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一味迷信現代科技,把自己的過去給否定了。讓他們從現代科技很強勢的壓力下,科學地對待自己的本土文化和傳統。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感想就是做發展工作,不是商業活動和工業生產,不能片面追求效果,規模,并以受益人群多少,區域大小,資金量多大來評價和衡量。就像作者說的,不能簡單化和清晰化地來對待我們的工作。發展工作的對象是人,是村莊,人有思想,村莊有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環境對新事物的理解,接受和消化程度都不一樣。同樣一個道理,可能一個人領悟快,接受快,或一個村莊很團結,項目執行起來就順利;而另一個人,或村莊,因為種種原因,接受慢,項目執行起來不但慢,可能項目還會失敗。而這些東西,都是項目外的非正式活動,我們是無法考慮到項目中去的,也無法在圖表,數據,地圖中反應出來。就像前段時間和朋友談的,同樣二個能力一樣的人,可能一個人一年只做了5萬元的項目,而另一個人則做了20萬;如果我們根據資金量來分析,肯定做5萬的會很不利。可是如果我們深入地,系統地分析了解,就會發現,原來,很多非正式的因素對項目的影響是巨大的,與能力無關。而同時,也告訴我們,做項目時,要把眾多如歷史,文化,社會關系,政治制度與環境,人口素質等眾多因素考慮進去,而不要僅僅從報告,圖表和數據上去考慮問題。
      
      總的來說,這本書很不錯,值得一讀。至少對我而言,很多地方分析得很透,論點鮮明,引起了我的共鳴。當然,這只是我的看法,也難免有不科學的地方,歡迎大家拍磚。
      為人類的創造力做計劃。計劃永遠要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上,那些
  •       
      
      楊荷:預期之外的復雜-評《國家的視角》
      
       “我在頭腦里建造一座樣板城市,可以按照她來演變出所有可能的城市來,”忽必烈說,“她包含一切符合常規的東西。鑒于現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偏離常規,我就只須預先料想到常規的種種例外,便能計算出它們最可能的組合形式來。”
       ——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巴西的首府巴西利亞建造于20世紀,它的設計風格受到現代主義建筑學大師勒?柯布西耶的影響,是一座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對于規劃建造這座城市的設計師來說,它的宏偉莊嚴堪與彼得大帝興建的圣彼得堡相媲美;對于巴西利亞的居民來說,“這是一座沒有擁擠人群的城市”,單調,而又缺乏生活情趣。城市依其區域的主要功能可劃分為行政區、商業區、居住區與工業區等等,已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巴西利亞城區功能的劃分極其嚴格,使得這座現代化的城市顯得死氣沉沉。規劃者將居民樓組成方形居住區,居住區之間是為機械化交通工具設計的寬敞馬路。這里見不到熱鬧的街角和街道兩旁長長地延伸出去的店鋪,因為按照規定,每四個方形的住宅區才擁有數量有限的零售店,一所電影院和中學;甚至連購物商場的地點和大小也是按照規劃者的事先計算來決定的。
      
      從城市的規劃者和管理者的角度看,新建的巴西利亞符合清晰整潔、簡單有序的幾何美學標準和公平合理、嚴謹科學的政治理念。他們考慮如何將人們最快捷最有效率地從住宅區運往商業區或是工業區,所以城市的馬路修得筆直而寬敞,最大程度地減少了交通阻塞。為了體現公平的原則,每家每戶住在面積和格局相同,甚至外觀都一模一樣的公寓中,貧富差異被相同的住宅掩蓋,同時被掩蓋的還有個人審美觀的迥異。容易成為藏污納垢之場所的貧民窟不見了蹤影,設計者認為這是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因素。總之,巴西利亞是一所健康、理性、公正的烏托邦式城市,“巴西文明的未來傳導者將震驚于這些無名巨人的偉大成就”。
      
      這樣一座城市給巴西利亞的居民帶來的究竟是便捷還是障礙?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詹姆斯?斯科特教授對此提出了疑問。他也許不是最早批判這種規劃思路的人,作為《建筑學論壇》雜志副主編的簡?雅各布,在她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也談到了規劃者應該對公共秩序的微觀社會學保持注意。巴西利亞的規劃者盡管考慮到城市宏觀水平上的和諧與健康,卻忽略了微觀秩序上的復雜性。比如,街頭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在一個上午也許不僅賣出了幾包香煙;還幫助需要調換零錢的小販換了零錢;為幾位問路的游客指路;或許偶然地,他還成為目擊一起交通事故的證人。即便是一家便利店的社會功能也是多樣性的,如果強行從地理上將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機構隔離開來,城市微觀的社會秩序就被人為地破壞了,人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將受到諸多限制。
      
      規劃者試圖將動態發展中的城市束縛在靜態的格局之中,然而城市的復雜結構之演變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假設一個勤勉的規劃者收集到盡可能多的信息,他的信息也無法滿足所有微觀個體不同的需求,更何況并非所有的規劃者都有這樣的耐心去收集信息。即使數學與工程學中動態規劃和最優化理論發展得更加完備,試圖預測并規定一座不斷變化的城市圖景也注定要失敗。詹姆斯?斯科特對中央計劃式的城市規劃思路的批判,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觀點遙相呼應。詹姆斯?斯科特希望每個人都參與城市的建造和發展過程,這樣的城市才是一座有生氣的城市。而哈耶克論證了,在計劃經濟的安排下,社會運作的效率遠不如市場價格指導下的自由市場的效率高。
      
      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然科學的重大進步使得百科全書派哲學家堅信宇宙是有序的,人類能夠倚仗科學知識和理性的思索探尋到萬事萬物的規律,這種樂觀的情緒鼓勵著人們改造自然、改善社會。然而哈耶克提醒人們,人類在改善社會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須明白自己不可能獲得主宰事務進程的所有知識。著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在一篇經典論文《有目的性的社會行動之不可預期的后果》中,也曾解釋過為什么美好的愿望往往事與愿違。進入項目策劃者視線的只是行動的直接結果,然而在事件的進程之中,各種因素(也許僅僅是氣候的變化)都可能給行動帶來不可預料的后果。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詹姆斯?斯科特在書中還詳細探討了蘇維埃集體化農莊給農村經濟帶來的災難,坦桑尼亞的強制農村化對農業的影響,德國科學林業種植單一樹種森林的失敗等等。并非所有的集體項目都會以失敗告終,而對于書中提及的那些失敗的項目,詹姆斯?斯科特總結有如下幾條教訓:其一是國家管理者為了控制的方便,往往采取清晰簡單、“一刀切”的運作方式,忽略了項目實施過程中復雜的細節;第二是管理者對某種美學形式的追求(比如宏大的氣勢、對稱的格局、表面上看嚴整規則的秩序),致使他們未考慮到社會微觀層面上的合理結構;第三是管理者希望迅速達到某個客觀目標,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任務,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在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就犯過類似的錯誤。
      
      他不僅僅批判了這些現象,還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意見。通過重新定義一個源自古希臘語的概念——米提斯,詹姆斯?斯科特希望人們不要忘記理性和科學的局限之處,注重實踐的知識和本土知識,給不可預期的事物留一點余地,給未來的發展留一點彈性空間。米提斯的原意是“狡猾的智能”,在本書中意指“本土技術知識”、“民間智慧”、“實踐技能”等等。表面上看用途不大的實踐知識能夠在關鍵之處警示人們,而表面上看來混亂無序的結構也許是內部功能的合理體現。如果人們對他以象牙塔里的學者身份表態而不以為然的話,應該告訴大家,他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教授,是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專家,曾在東南亞和歐洲的許多國家做過實地考查,曾向馬來西亞農村中的長者學習如何將危害果樹的大紅螞蟻趕走的秘訣。
      
      《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詹姆斯?C.斯科特著 王曉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35元。
      
      【讀品·楊荷】
  •       
       “我在頭腦里建造一座樣板城市,可以按照她來演變出所有可能的城市來,”忽必烈說,“她包含一切符合常規的東西。鑒于現有的城市都或多或少偏離常規,我就只須預先料想到常規的種種例外,便能計算出它們最可能的組合形式來。”
       卡爾維諾
       《看不見的城市》
      
       預期之外的復雜
      
       巴西的首府巴西利亞建造于20世紀,它的設計風格受到現代主義建筑學大師勒·柯布西耶的影響,是一座極端現代主義的城市。對于規劃建造這座城市的設計師來說,它的宏偉莊嚴堪與彼得大帝興建的圣彼得堡相媲美;對于巴西利亞的居民來說,“這是一座沒有擁擠人群的城市”,單調,而又缺乏生活情趣。城市依其區域的主要功能可劃分為行政區、商業區、居住區與工業區等等,已不是什么稀奇事,然而巴西利亞城區功能的劃分極其嚴格,使得這座現代化的城市顯得死氣沉沉。規劃者將居民樓組成方形居住區,居住區之間是為機械化交通工具設計的寬敞馬路。這里見不到熱鬧的街角和街道兩旁長長地延伸出去的店鋪,因為按照規定,每四個方形的住宅區才擁有數量有限的零售店,一所電影院和中學;甚至連購物商場的地點和大小也是按照規劃者的事先計算來決定的。
       從城市的規劃者和管理者的角度看,新建的巴西利亞符合清晰整潔、簡單有序的幾何美學標準和公平合理、嚴謹科學的政治理念。他們考慮如何將人們最快捷最有效率地從住宅區運往商業區或是工業區,所以城市的馬路修得筆直而寬敞,最大程度地減少了交通阻塞。為了體現公平的原則,每家每戶住在面積和格局相同,甚至外觀都一模一樣的公寓中,貧富差異被相同的住宅掩蓋,同時被掩蓋的還有個人審美觀的迥異。容易成為藏污納垢之場所的貧民窟不見了蹤影,設計者認為這是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因素。總之,巴西利亞是一所健康、理性、公正的烏托邦式城市,“巴西文明的未來傳導者將震驚于這些無名巨人的偉大成就”。
       這樣一座城市給巴西利亞的居民帶來的究竟是便捷還是障礙?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詹姆斯·斯科特教授對此提出了疑問。他也許不是最早批判這種規劃思路的人,作為《建筑學論壇》雜志副主編的簡·雅各布,在她的著作《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也談到了規劃者應該對公共秩序的微觀社會學保持注意。巴西利亞的規劃者盡管考慮到城市宏觀水平上的和諧與健康,卻忽略了微觀秩序上的復雜性。比如,街頭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在一個上午也許不僅賣出了幾包香煙;還幫需要調換零錢的小販換了零錢;為幾位問路的游客指路;或許偶然地,他還成為目擊一起交通事故的證人。即便是一家便利店的社會功能也是多樣性的,如果強行從地理上將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機構隔離開來,城市微觀的社會秩序就被人為地破壞了,人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將受到諸多限制。
       規劃者試圖將動態發展中的城市束縛在靜態的格局之中,然而城市的復雜結構之演變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假設一個勤勉的規劃者收集到盡可能多的信息,他的信息也無法滿足所有微觀個體不同的需求,更何況并非所有的規劃者都有這樣的耐心去收集信息。即使數學與工程學中動態規劃和最優化理論發展得更加完備,試圖預測并規定一座不斷變化的城市圖景也注定要失敗。詹姆斯·斯科特對中央計劃式的城市規劃思路的批判,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哈耶克的觀點遙相呼應。詹姆斯·斯科特希望每個人都參與城市的建造和發展過程,這樣的城市才是一座有生氣的城市。而哈耶克論證了,在計劃經濟的安排下,社會運作的效率遠不如市場價格指導下的自由市場的效率高。
       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然科學的重大進步使得百科全書派哲學家堅信宇宙是有序的,人類能夠倚仗科學知識和理性的思索探尋到萬事萬物的規律,這種樂觀的情緒鼓勵著人們改造自然、改善社會。然而哈耶克提醒人們,人類在改善社會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須明白自己不可能獲得主宰事務進程的所有知識。著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在一篇經典論文《有目的性的社會行動之不可預期的后果》中,也曾解釋過為什么美好的愿望往往事與愿違。進入項目策劃者視線的只是行動的直接結果,然而在事件的進程之中,各種因素(也許僅僅是氣候的變化)都可能給行動帶來不可預料的后果。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詹姆斯·斯科特在書中還詳細探討了蘇維埃集體化農莊給農村經濟帶來的災難,坦桑尼亞的強制農村化對農業的影響,德國科學林業種植單一樹種森林的失敗等等。并非所有的集體項目都會以失敗告終,而對于書中提及的那些失敗的項目,詹姆斯·斯科特總結有如下幾條教訓:其一是國家管理者為了控制的方便,往往采取清晰簡單、“一刀切”的運作方式,忽略了項目實施過程中復雜的細節;第二是管理者對某種美學形式的追求(比如宏大的氣勢、對稱的格局、表面上看嚴整規則的秩序),致使他們未考慮到社會微觀層面上的合理結構;第三是管理者希望迅速達到某個客觀目標,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任務,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在追求工業化的過程中就犯過類似的錯誤。
       他不僅僅批判了這些現象,還提出了頗有建設性的意見。通過重新定義一個源自古希臘語的概念——米提斯,詹姆斯·斯科特希望人們不要忘記理性和科學的局限之處,注重實踐的知識和本土知識,給不可預期的事物留一點余地,給未來的發展留一點彈性空間。米提斯的原意是“狡猾的智能”,在本書中意指“本土技術知識”、“民間智慧”、“實踐技能”等等。表面上看用途不大的實踐知識能夠在關鍵之處警示人們,而表面上看來混亂無序的結構也許是內部功能的合理體現。如果人們對他以象牙塔里的學者身份表態而不以為然的話,應該告訴大家,他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教授,是研究東南亞問題的專家,曾在東南亞和歐洲的許多國家做過實地考查,曾向馬來西亞農村中的長者學習如何將危害果樹的大紅螞蟻趕走的秘訣。
      
  •     我覺得最近翻譯過來的歐洲這方面的文獻,都有種“國務院津貼項目”的即視感~
  •     關鍵是這本書是再版,據譯者說影響超乎意料,總之看的我非常不耐煩!
  •     這本還沒來得及看。最近看米格代爾的《強社會與弱國家》,講一些比較類似的問題。糟糕的是,米格代爾一開始嘗試界定“國家”的時候似乎就含糊其辭:受西方影響下嘗試的現代政府就算國家,前現代的地方政治組織就算社會。
  •     對政府和國家的定義實在是人言人殊,不過米格代爾的定義看似也太草率了。另外我不太喜歡對市民社會或者所謂“強社會”的烏托邦式描繪。
  •     米個代爾這樣的觀點,實際上表現了后來的學者一提到國家,都是通過“國家機器”來做預設的,“社會”就被作為一個“非機器”或者“反機器”的范疇。這其實還是遵循阿多諾的傳統。問題是阿多諾眼中的“社會”是這樣一個存在么?這方面的問題,推薦一下維爾默的書~
  •     除了國家機器的預設,還有現代性與民族國家的預設。我覺得米格代爾的定義接近以民族國家作為劃分標準的提法。
    另外為神馬是遵循阿多諾的傳統,而不是葛蘭西或者阿爾都塞?
  •     我個人覺得阿多諾是西馬里真正涉及都“多樣性”問題的人,他的所有理論一個潛在的核心就是厘清什么是真正的“多樣性”,所以一方面他反對上層同一性哲學,另一方面也批判大眾文化。因為在他看來這兩種都是“機器”,無論使用主體是誰。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傳統中就沒有這個問題,他們的批判是基于主體的判別。
    個人覺得不算本雅明這種西馬邊緣人物,西馬最特別的兩個人是布洛赫和阿多諾,這兩個人比其他的西馬人物都有研究價值,包括哈貝馬斯都不如這兩位。
  •     有沒有好的解決方案哦??難道是自發的?
  •     歷史應該是自發秩序,不能人為設計,最好的辦法是順應這個自發秩序,比如給予更多的自由空間,在架構上更能容忍自由。
  •     請問你是王曉毅本人嗎
  •     不是~
  •     暈你竟然給了四星!
  •     我覺得,最后那句話再增添三個字更好:社會的健康運轉其實有賴于各種不同權力之間的平衡與沖突。
  •     @mujun 看來你比我批判性強多啦。。。
  •     矯枉過正,動態的問題動態的考量,此人野心很大,想用非經濟領域的東西來佐證哈耶克的思想罷了。
    我覺得他想表達的是,只要有機會,管理人員都會傾向于可操作性的提升。而人為的干預,必將毀壞以前的生態平和也罷,市場經濟也罷。
    地方知識的確有被抬高的嫌疑
    但是以國家視角來看,總會出現管理層缺位的問題。就是管理人員只負責管理,專業化、科層化,最后變得麻木不仁。
    地方知識也是在動態變化著的,而國家的專業知識庫,則有時候得不到及時的更正和更新。
    于是就出現了,管理層繼續用過期的知識,指揮社會工程的局面。
    還是那句話,農民關心的,只是這塊田能養多少人而已。
    這本書的最高意義在于,提供了一種反洗腦的措施
    讓人民覺醒,不,其實人民早就覺醒了,從鹽鐵論那不和用的鐵鉗就覺醒了。
    政府并不一定是必要的~
    所以作為一本小政府的甚至是你說得無政府主義的書
    我很喜歡
    不存在什么二義性,我堅信,一個系統的自適應要么自己崩潰重來,要么就好好運轉,由政府做干預,就會變得波動不堪
    推薦你看《十年滄桑》,里面也有大量的農業轉型的文章,和研究。
    事實證明科學計劃,無知且傲慢
    而且數理學派也始終沒能解決一般均衡方程的無數解
    大家只能穿一樣的膠鞋~~~
  •     Scott不喜歡哈耶克,他在書里明確說了。樓上少yy了~
  •     好吧,我看書不仔細,閃人,mujun大師一出馬,殺傷力頗大啊~~~
  •     和樓主同感,作者支持無政府主義。拋開學術不說,從應用的角度看,任何政府,任何時代都會有國家項目,大型工程。這些工程、項目難免不會統一標準,量化評估,所謂“一刀切”難以避免。而無為而治可能更壞。
  •     作者在introduction里就說了自己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更提醒讀者不要因為這本書就舉起無政府主義的旗幟額
  •     至于什么證明哈耶克的就更扯了,Moral Economy of Peasants里就可以看出他有多不爽市場經濟侵蝕農民那種嵌入于社會關系和文化習俗的經濟理念了。這里也是說國家官僚系統和市場經濟都是一元化的思維,不過國家官僚機器是科層管理+簡化管理的思維,市場經濟是單一價格決定一切的思路而已
  •     物種的多樣性是很重要的
  •     嚇死我了,差點以為你要說理性不適用于管理國家……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啊啊啊啊
  •     你要鬧哪樣
  •     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
  •     你買了?求借
  •     我借的cosine的……
  •     哦……那就更好了XDDD
  •     下周上課時我還給他
  •     總有人想將歷史逐漸往前推進,現代社會的進步不是那么好估量的,公私權力的博弈、意識形態的爭端都是問題
  •     從樓主的壓縮版導言看,本書行文不太有趣?
  •     是的,得耐心讀才行。
  •     資本主義在東歐取得完勝?我風中凌亂了。
    其次,比起所謂的烏托邦式的計劃而言,資本主義本身對簡單化、均一化的要求往往更為劇烈,因為這不是幾個掌握權力的人的愿望,而是身處所有資本主義里的所有人的愿望。整個事情完全顛倒過來了,是所有人都希望廢除掉非正式的過程,所有人都希望被簡單化、均一化,變成一個“單向度的人”。而這還是在所謂最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里發生的。
  •     我的理解:是國家這個機構本身“對簡單化、均一化的要求”,資本主義尤其是全球化對此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但整體而言,對改善人類的狀況是起到了十分正面的作用。但這本書重點不在討論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重點不在于不同特色的文化如何共存,他不是另外一本《世界是平的》,他討論的重點在于“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他給的四點意見基本中肯。
  •     先聲明我作為一個認同馬克思的理論的人,很難認同這種“正面的作用”。
    問題在于,由于分工的細化、人的活動范圍和交往的擴大,人本來應該越來越具有個性,越來越向著豐富性發展,但是資本主義一邊為這種豐富性提供了極廣闊的物質基礎,一方面卻不得不依憑自己的邏輯迫使每個人不斷產生簡單化與均一化的愿望,否則個人將很難在這個社會上很好地生活下去。
    因此我認為,這種改善人類狀況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有采用或者在一些歷史階段根本還不存在一種可以使社會共同(我想加粗)控制和計劃一個社會工程的模式。每個人在思考問題時,都不得不首先將其簡單化、均一化,否則就違背了人的認知規律,因此不能簡單地批判簡單化均一化的思維模式,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發展出一種共同決定社會項目的機制,而我想這種機制在資本主義里是不能完全出現的,它首先就要受制于生產資料私有制。
  •     呵呵,我所謂之“正面作用”,主要指的是,人類營養問題的改善,居住條件的改善,人類平均壽命的延長,這些所謂的“硬指標”。與之相對應的,那些不成功的案例,其不成功是指,人類營養問題的惡化,居住條件的惡化,平均壽命的減短——最重要的重點是:這不是一本討論資本主義的書。
  •     我也沒有討論在主要討論資本主義。問題是在于,使得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那些社會工程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條件,在全世界(首先必須承認絕大多數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剩余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還不及那些國家)范圍內其實是缺失的。
  •     所以SCOTT給出的結論很重要:大項目要小步走,可回溯
    同時要重視所謂的民間智慧,說白了就是要注意時間的維度,因為民間智慧是經歷時間考慮的
  •     把Scott的無政府主義等同于哈耶克的自發秩序,倒確實是個很有意思的聯想。其實這本書英文版的序言最后,Scott說,我所指的那種high modernism,其實也包括了在新自由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里被奉為正宗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就是說他老人家對哈耶克還是很不屑的。
    不過,美國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對于哈耶克,總歸是不屑的,他們當中也并沒有多少人真正好好理解過哈耶克到底講了點啥,所以他們對哈耶克什么評價其實也無所謂。
    有所謂的是這個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的自發秩序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按照福柯在生命權力的誕生那本書里的觀點,新自由主義與治理術互為表里,因為那一個一個要為自己負責的,有理性選擇能力的“個人”,正是國家造出來的。“自發秩序”是這一切努力要達到的一個目標。
  •     福柯的這本書雖然沒有看過,但是這個問題很好,事實上想要說的是如何“塑造”出“自覺”的個體,國家與個人自由的發展之間到底是何種關聯,國家的功能和邊界在哪里。
  •     生命權力的誕生好像剛剛被翻譯成中文。其實英語學界也是近兩三年才開始關注這些福柯晚期在法蘭西學院的講義的。生命權力的誕生和領土、安全與人口,都是很重要的著作。對我來說重要程度遠遠勝過性史、規訓與懲罰之類的作品。而且規訓與懲罰這樣的作品經常被人誤讀,理解成“權力無所不在的滲透”,然后拿去分析什么社會主義國家對民眾生活習慣的規訓,這是極有問題的。看了生命權力的誕生和領土、安全與人口,澄清了治理術和自由主義之間互為表里的關系,對那種亂套的做法,多少算劑清醒藥。
  •     好像翻譯成生命政治的誕生,卓越上還找不到,也許過幾天會有了。
    其實Scott是否看得起Hayek不是重點,重點是我看起來兩個人在懷疑政府理性方面是一致的,而且邏輯也是一致的,都強調的是信息的多元化導致理性設計不可能實現。
  •     個人理性的度需要集體理性來約束... 雖然黃仁宇先生是那么認為, 我們還是需要對之存疑,是不是只是缺乏“數目字管理”造成的...
  •     作者在整部書中反復強調他并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也無意反對國家的清晰化控制。但是極端現代主義的自大令國家往往忽視了那些在實際操作中起了巨大作用的米提斯,結語里很明確的闡述了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說,民主制度就建立在一下假設基礎上,即公民的米提斯經過一定調整應該可以持續地修正這個國家的法律和政策”。
  •     “過猶不及”,凡事都有個適度。作者并沒有全盤否定理性和清晰化,我們也不必把書中一些觀點神圣化,教條化,或者另一個極端斥為歪理邪說。我覺的這本書更多的是提供給我們一個視角,一次思考,多一份敬畏,多一份思考,少一些理所當然的輕視。總之還是值得一讀的。
  •     我覺得之所以不可控是因為人類的認知還有限而已,比如像巴西利亞這樣的項目之所以達不到預定目標不外乎三個原因:一、細節考慮太少,對現在社會的認識還不夠;二、不夠理性,為了達到一種審美上的目標而忽略了更理性更科學的追求;三、希望一勞永逸(這種態度是非常不理性的,因為一勞永逸從根本上違背邏輯和物質世界客觀規律),而不是不斷調整和修正。換句話說,“數目字管理”的精度和效率還不夠。
    我覺得作者并沒有否定理性,而是要求我們考慮問題更細致,更貼近人性,從而在理性管理的道路上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而已。
  •     說來說去都是一句話,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符合實際。
    看,樓主,我一句話把您這篇文章給總結了。
  •     哈哈。精辟!
  •     前來膜拜樓主。
  •     膜拜梅小滿
  •     對書的脈絡都掌握得很清楚 又歸結到對自己生活得總結 寫得好
  •     推薦一個讀書報告,覺得很好:
    我們的視角
    (環境學院05級1班 李穎)
    一.一張白紙可以畫出更美的圖,但我們生活的社會不是一張白紙
    二.城市規劃是一種文化的繼承表現
    三.自然可能是精確的,但是現實生活中的邏輯卻是錯綜復雜和混亂的
    四.失敗往往來源于我們的自負和對社會責任感的缺乏
    五.我們需要秩序化,需要理性化,但更需要人性化
    這只是人家的提綱,原文雖短卻不乏精辟見解。
  •     你貼過了,要不要再貼?
  •     INSPIRING!
  •     《有目的性的社會行動之不可預期的后果》
    進入項目策劃者視線的只是行動的直接結果,然而在事件的進程之中,各種因素(也許僅僅是氣候的變化)都可能給行動帶來不可預料的后果。
    這些然我聯想到對于一個項目的運營過程,開始計劃都是很順利的,可是到了施行的時候,會有很多變數存在。有經驗的人員與沒有經驗的人,在這個時候就可以區別出來,就像文中所說的“注重實踐的知識”
    項目的運營,涉及到很多用戶的因素,這些因素可能給行動帶來不可預料的后果。“規劃者試圖將動態發展中的城市束縛在靜態的格局之中,然而城市的復雜結構之演變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期”正像項目的運營一樣,項目計劃可以猜得中如何開始,卻永遠猜不中如何結束
    “每個人都參與城市的建造和發展過程,這樣的城市才是一座有生氣的城市。”運營也是如此,搭建一個平臺,規定一個開始,然后讓用戶去主導整個過程,適當的引導和激勵,管他結局是如何呢!
  •     good remark.........
    人不可能掌握所有變量,人不是神。
  •     所謂測不準原理應該適用于一切微觀情境的
  •     撒切爾也說過,所有的事情即使做了最充分的準備,都往往還是會發生意外
  •     每次想到“不確定性”有種無力感。有退縮和沮喪傾向
  •     所以混沌理論成為了現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潮之一。有時候也會想,得知事件之不可預料性是否可以成為內心坦然的最大理由。
  •     人們總是在假設一切都可以控制,而且,總是不承認自己并不是那萬能的上帝,所有的預期是人可以達到的,但是達到的卻是那么的少。
  •     不明白為什么那么多人一談到斯科特這本書就會提到哈耶克,明明他和哈耶克是站在兩個極端的位置上
  •     LS!!驚現!!我記得你當年很火的帖子!!!
  •     額,啊?
 

250萬本中文圖書簡介、評論、評分,PDF格式免費下載。 第一圖書網 手機版

第五圖書網

第一圖書網(tushu007.com) @ 2017

玩北京pk10投注平台